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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领域“共同体”词义的演化过程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4-09-18 共7994字
论文摘要

  为"共同体"寻找一个清晰的定义,实在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任何一个试图完成这项任务的研究者,可能都会像科林·贝尔(Colin Bell)和霍华德·纽拜(Howard Newby)一样抱怨道:"什么是共同体?……我们将看到,这可以解析出超过90个共同体的定义,而它们之中的唯一共同要素就是人!"[1]15同样,霍布斯鲍姆(E.Hobsbawm)也曾指出:"'共同体'这个词从来没有像过去几十年这样被含糊而空洞地使用,在这段时间里,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2]428既然诸多学者的努力已经表明,确定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定义难以成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换一条思路:澄清"共同体"的内涵不是要给出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公式,而是要梳理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厘清其概念的语义演化历史.毕竟,当我们试图回答"何为共同体"的问题时,是为了获得关于它的真理性认识.而真理性认识,在根本上,就是将事物本身的真实情况"如其所是地"揭示出来,反映在思维中,并表达在语言里.因此,对于揭示社会生活真实面目的研究者来说,事情是什么样就把它看成什么样,有什么特征就把它如其所是地说出来.就社会生活和实践事务而言,认为其中的所有现象都能被理性完整地归纳提炼,并以清晰的语言精要地"定义"出来,这往往是未加反思的理性主义梦想.

  一

  1817年,在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写道:"每个小村庄都是一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是一个小镇,而每个小镇都是一个城市."[3]

  对于当时那些思考工业革命时期共同体变化状况的人而言,共同体增长的迅猛规模和惊人速度或许是最重要的.许多关于这些新发展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反思也随即兴起.在19世纪,人们逐渐发现社会,并且发现社会和经济都与政治和公共政策相关.这个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阶级话语,他们开始主导欧洲的政治讨论.至少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欧洲大陆则稍晚一些),有关共同体的话语已经广泛传播甚至相当重要了.该话语历史悠久,并且与公益(commonweal)原则以及新圣约(new covenant)神学一道居于新教社会思想的核心.尽管17世纪的平等派(Levellers)和其他人已将有关共同体的讨论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批判,但共同体的这一用法直至工业革命时期才开始流行.

  正是通过反思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巨大变化,我们今天的共同体概念才得以成形.结果是,该概念所具有的大量特定的历史内涵甚至使得社会历史学家最近建议应该抛弃它.然而,这个概念也确实指称一些真实而重要的现象.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完善它而不是抛弃它.这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18世纪和19世纪的共同体思想,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是对立的"这一概念上的.①但是,对于工业革命及其前后的公共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说,这种简单的对立并不合适.早期的社会调查者忙于发明各种社会学范畴,思考社会变革对这些范畴所带来的大量影响,他们因此可以追问将社会关系压缩为金钱关系的意义,或是考虑贸易波动对不同类型共同体的影响.对前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更具社会性质的异化观念,并思考如何创造更真实的社会人.而后一问题则在1831年6月1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得到明确回答:商业意味着痛苦和繁荣的循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将这个问题视为核心.源于竞争的危机不仅削弱资本主义体系,也会由于它们加剧人口的两极分化和平等化而重组社会.而只有当观察者能够掌握大量的可供比较的案例时,他们才有可能去追问关于社会组织的问题.虽然旅行、交流以及对真实差异性的强调对于观察公共组织的多样性非常重要,但这一时期关于共同体概念和话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

  二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共同体"是一个描述群体而非个体的概念.在此类用法中,"共同体"本身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味或道德指向,它仅表示为"以成员具有共同的某一个或多个特征而定义的群体",这个群体"要么是某个因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群体,要么仅是一个共享某种独有的特质、居住地点或实践活动的人类集体."[4]24这个层面上的界定仅仅是描述性的,而并没有过多的规范性维度的引申空间,即仅指该群体的成员具备并共享一些共同性,对于共同体成员内部关系以及共同体性质内部结构涉猎甚少.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较随意地使用该术语,如"全球共同体"、"亚裔美国人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家庭共同体"、"民族共同体"、"高尔夫共同体",等等.这正是呈现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的常见现象.

  尽管我们看出,上述范畴所描述的各类关系其实厚薄不一(有的相当松散,有的则十分紧密),它们所包含的共同性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有的是指他们属于共同的种族,有的是指他们从事共同的活动,有的则是指他们身处共同的处所),但是,这种差异却是依靠"共同体"前面的那个修饰语而表达出来的.对于"共同体"来说,它只管负责陈述这样一层含义,即"具有共同性的人类群体".②对其内涵采取如此随意的理解,自然使得"共同体"可被运用的外延范围变得十分宽泛.

  但是,任何人类群体都具备一定的共同性,即便是像萨特所说的公车站里的候车人群,他们由于目标和动机的相同,因而也可以说存在某种共同性.如果"共同体"仅仅意味着"具有共同性的人类群体",那它就可以用于指称任何形式的群体聚集,甚至是那些暂时的和偶发的群体聚集.为了避免这种内涵松散的困境,社会学家更愿意在一种较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共同体",即将之理解为"某一人群的共同生活".如英国社会学家麦基文(R.M.Maciver)所说:"不管多大面积的共同生活,都可称为共同体,如村、镇、县、省、国家,以及更大的领域.""只要大家在一起生活,就必从这种种共同生活之中产生与发展出来某些共同特点,如举止动作、传统习俗、语言文字等.这种种共同特点,实在是一种有势力的共同生活的标记与结果."[5]23"共同的生活"不仅必然蕴涵着诸多的共同性,而且意味着这些共同性并非通过对个体之间的各项特征进行横向比较而抽象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真实互动中逐渐产生的.这样一来,"共同体"概念就不再静态地指基于某种标准或性质而被圈定的一群人,而是指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交往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文明成果.

  从人类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生存方式来看,以共同生活为背景的相互交往,自然会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因为"共同的生活"要求人们之间彼此熟知、互动的频率较高而且具有持续性.为此,人们必须首先"生活在一起",才能保证他人的生活处于自己的生活领域之内,自己的生活也存在于他人的生活视野之中,从而构成"共同的生活".况且,把"小规模"或"一定的地理范围"确认为(理想的)共同体的必要特征,这几乎是该范畴从一开始便具有的含义之一.因此我们看到,当亚里士多德在其着作《政治学》中设计那种理想的共同体(城邦)时,他认为:第一,一个理想的共同体的成员数量不能太多,因为"事物如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同样的道理,"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第二,一个理想的共同体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成员都能最好地发挥功能并获得美好生活,因而"为了要解决权利的纷争并按照各人的功能分配行政职务,他们必须相互熟悉各人的品性.如果各不相知,那么他们在分配职务和裁判案情这两方面都会造成失误".第三,一个理想的共同体的疆域"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上闲暇的生活为度,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需节制";同时,就军事安全方面的考虑来说,疆域也不必太大而最好是"观察所能遍及"的状态.而戴维·米勒(David Miller)也意识到,如果在本义上使用"共同体",那么,它指的就应该是一个"政治领袖个人为许多公民所熟知,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公民在城墙内从事着自己的营生",并且共同体的最高执政委员会"在公告员和钟声的召唤下便能聚集起来"的生活领域.[6]110对"共同地域"的强调,正是对共同体的地方性(lo-cality)这一特征的强调.在这方面,当代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尤为突出.其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rber E.Park)就认为,"community的基本特点可以概况如下:它有一群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群;这些人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其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研究是以城市街区作为基本考察对象的实证研究;他们之所以特别注意community在地里位置上的边界划分,是因为其研究重点在于描述地理意义或行政管理意义上结合在一起的区域人口之间的各种具体的行动方式,而不在于揭示或描绘一种特定的社会范式和关系模型.[8]

  所以,该语境下的community往往被理解和翻译为"社区",而不是"共同体".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社区"只是政府出于管理的需要而对居住地的划分,因此,"社区"更多被理解为一个行政单元,而不是一个生活的有机体.

  要使一个社区能如"社区社会学"的研究者所愿而成为一个共同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可否认,如果人们在地理上能够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要想形成一个团结、和谐、行动一致的共同体,其可能性将会比那些不能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大得多.

  "共同地域"这一特征,至少为共同体的实现准备了些许物质条件.但是,地理上的聚集,对于一个充分意义的共同体而言绝非充分条件(随着现代通信科技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它甚至越来越不再是一个必要条件).

  因为身处同一区域的人们,完全有可能在相互熟知的前提下,却表现出相互冷漠,甚至相互鄙夷和对抗的情形.也就是说,"共同的地域"只能保证人们在物理关系上形成紧密联系,但无法保证他们在精神关系上彼此认可.基于此,真正意义上共同体的构成绝非仅包含"某一群人在共同地域内的共同生活",共同体内部结构的特质、成员间关系的共同特质亦成为必需,只有这样方可合乎我们长期以来对它的特定想象.

  三

  从词源上去追溯,community在古希腊语中意表一种追求伦理取向和共同利益的生活样态.[9]51早些时期,此种生活样态的存在及群体观念的成形得益于希腊人的"共餐"制度.共餐制度意为强化邦内成员交流,在共餐者内部建立一种以基本物质需要为根基的手足之情.他们在共同的餐桌上进食,使得城邦公民意识到"你、我、他"大家是"同胞"兄弟,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在共同餐桌上共享饮食、分享彼此的感受更能增强这种胞宗之情了.[10]18可知,从此层面上讲,"共同体"之语义并非仅指群体人在一起,而且他们必须建构一种共同的生活,一群人在共同的地域范围(城邦)内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以高度的道德遵守、情感表示、个体亲密性、社会聚集力以及时间上的连续性为表征."[11]48沿寻这条思路,滕尼斯对于共同体与社会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皆属于人类的生活样态,但是共同体相对社会,在其团体内部有着更加亲密的自然情感,这种情感是传统的、有机的;"社会"是表象的和短暂的共同生活,只有"共同体"才是可持续的、永久的生活样态.[12]54滕尼斯将"共同体"进行了苛刻的界定,他眼中的共同体除具有"共同地域"这一维度之外,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需要更为深刻的成员资格获取、身份认同以及权利行使和义务承担,这种特质被共同体主义者称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善的观念".[13]

  所以,"共同体"特指"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诉求、目标和规范的实体,其中每个个体的发展都是其他成员发展与整体发展的一环.……简言之,共同体不仅仅是指一群人,它是一个整体".[14]

  因希腊人通过共同的诸神体系和祭祀传统、共同的血统和语言,以及共同的政治生活习惯来刻意塑造城邦的共同价值与群体信仰,所以共同体主义者将希腊城邦视作共同体生活的范本就不足为奇了.正如摩尔根(Lewis Morgan)在《古代社会》中提及的那样,古希腊氏族成员"以他们拥有共同始祖这一信念来强化成员之间的认同和联系",这种身份认同感使得同一城邦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个体间因相同的血脉与胞亲关系而自成一个系统".此外,对于希腊人而言,"一座城市在真正意义上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一片领土",城邦的小规模之于统一的价值观念推广与"伦理风尚"(ethos)的形成更为有利,继而建立起普适于所有邦员的道德准则.[15]33精神性的共同体因素就如同发酵剂一样,以其独有的张力催生着城邦成员"一体化"的认知.但是,精神性因素的成形化必须借助于物质性.

  以此观念演绎,若"共同体"有相同的伦理导向与群体意识一致性,那么群体成员间必涵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该处"共同的"利益即指群体自我与他者、自我与整体间利益成败共损共荣;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财富获得、名誉累积同是成为群体其他成员以及整体的一部分.鉴于此,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的生活样态,尤其与现代自由主义社会划清界限.而在社会层面上,个体寻求的并非共同的(common)利益,而是相同的(same)利益,即个体皆追寻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不惜伤害他者.这是相同利益的属性演化的必然结果,成员个人利益的增加则意味着他者获得利益将会减少;但共同体则不然,其成员在物质追求和精神满足上是共同进退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成员全体和共同体的发展目标.所以,他者利益能否在事实上成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是衡量一个群体是否具有"共同利益"的标准.只有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我们才可以明确这样一条铸就"共同体"形成的线路:共同利益基础-个体相互忠诚、彼此认同-共同伦理取向-共同生活-共同体.

  无论是"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伦理系统",还是"共同的利益基础",因具备某些特殊的共同性质与要素,使其可以作为特别的群体关系而存在,这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预设,即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关系.但是,20世纪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提醒人们,将共同体理解为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可能有失偏颇,因为在人类生活的社会中实际上很难找寻涵盖这些共同性的群体.所以,与其讲我们发现了真实具备以上共同性特质的群体而断定共同体的实存,倒不如说共同体的生活样态是我们苦苦寻觅的:我们为了寻找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的港湾,为了承认彼此和满足生存的需要而想象和建构这样一种和谐与善的社群关系---共同体.

  安东尼·柯亨(Anthony Cohen)在《共同体的符号结构》(The Symbolic of Community)一书中提到,不要把共同体理解为建立在地方性基础之上的社会互动网络,而要更多地关注共同体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以及他们各自认同的关联性,即尽量不要把共同体予以实体化.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着《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正是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了作为共同体的"民族"是如何通过符号和认知媒介而被建立起来的.在强大的现代传播技术的覆盖性影响下,共同体的塑造越来越不再受制于地理范围;即便是足够分散的居住者,也可以根据被强化的传播符号而将自己与某一群人视为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基础的"同胞".

  所以,视共同体为一种主观性的想象产物,并不决然意味着否定它的上述客观特征.毋宁说,主观想象的过程实际上是共同生活的取道与道德价值指引的再次张扬.借助于这种取道与价值指引,人们期待凝聚为这样一个联合体,在这里集体可以弥补成员在实际生活中尚不充分的利益共同性.一旦共同体被成功地想象并得以较普遍地传播,它又可以反过来在个体的心目中勾勒出一种整体物,并通过借助共同的语言、礼仪、文化、律法来强化其共同性,强化个体之间的亲密感.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讨论共同体、寻求共同体,甚至声称自己拥有或即将拥有一个共同体,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共同体曾经有过,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共同体即将到来,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种被视为团结的紧密联系与和谐的交往模式,来提高自己与生活中相关成员的凝聚力和友善程度.所以,德兰蒂才认为,"共同体"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一种关于归属观念的集合体,它表达的是"对价值指引、精神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16]3

  四

  最初,"共同体"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从远古来的不可侵犯的但总是濒临消亡的生活方式,共同体的话语不仅作为一种描述性范畴而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渴望在人与人之间获得更加个性化、更加道德的关系的要求而发展起来.从这个观点来看,寄希望于个体自身道德塑造的完美性,倒不如期待他们能够更好地融进社会规则、道德承诺和人情关系的网络里,所以共同体才包含道德的蕴义.而正是伴随社会道德的衰败,才给予早期的共同体辩护者(以及那些将共同体理想化的人)警钟,使他们更加注意"城镇化"或者"现代生活的异化".为了继续对共同体进行比较研究,社会历史需要像过去那样重新关心社会生活的差异和变化,而不仅仅是试图重建.我们需要发展一种共同体概念,从而使我们可以超越城市、村落、城镇、乡村等简单范畴而看到更为多样的社会关系.我们需要追问,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模式,共同体是什么,有什么功能;然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研究共同体和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所以,用福特斯(Fortes)的话说:我们必须用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去代替一个绝对的、静态的概念.[17]231虽然社会科学的概念难以精准界定,无论从描述意义上还是规范意义上可能都有失偏颇,但通过对共同体语义概念的历史脉络考辨,我们发现"共同体"这一概念包含着人类群体行为、以共同地域生活为背景、有着共同的伦理价值诉求和利益需要等若干因素.因此笔者尝试运用更加开放和更具有张力的方式,来界定共同体的特征:第一,介于个体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网成为一个共同体的需要品---这种关系是交互的、动态的(而不仅是一对一的关系或像链条那样的个体联系);第二,共同体需具备共同的历史价值与人文认同感,信奉一系列共同的规范、风俗、意义---简言之,一种特殊的文化.该定义承认集体的、历史的行为者,而不仅仅是伟大的个体.共同体不但是自由行为者的集合,而且是拥有认同与目标且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集体.实际上,正是这些共同体驱使历史前进,并为个体的行动提供社会背景.笔者认为还有第三个特征更能定义共同体,那就是共同体应具有较高度的回应性.这个特征排除了那些对其成员实施压迫的社会实体---那些只回应某些成员或亚群体而不是所有人的共同体,是不完全的共同体;那些回应成员虚假而非真实需要的共同体,也不是真正的共同体.

  共同体应当被视为社会的一个特殊化子集.在日常用法中,共同体表达了一种比社会更为亲密的关系.

  尽管并不严格,但是,这种亲密性似乎暗含着面对面的接触、共同的目标、熟悉程度和依赖性.正如德兰蒂(G.Delanty)所说,就其本身而论,共同体常被看做"社会"的对立物,并被用来描述现代社会的某种隐忧.[18]15-21确实,"社会"经常被描绘为某种可怕的东西,而"共同体"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Bauman)指出的那样,"共同体常常被建构为一个舒适的安全场所,一个能够摆脱世界上的危险而稍作放松的地方.共同体代表着一个我们不再拥有的世界,如果它曾经存在过的话.共同体是当代社会失乐园的别名---但它又是我们热切希望返回其中的乐园,因此我们急切地寻找着能将我们带回那里的道路."[19]

  参考文献:

  [1]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Community Studi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Local Community[M].Westport,CT:Praeger,1973.

  [2]E.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The Short TwentiethCentury 1914-1991[M].London:Michael Joseph,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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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avid Hollinger,"From Identity to Solidarity,"Daedalus,Fal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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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Craig Calhoun.Community:Toward a Variable Conceptualiza-tion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J].Social History,Vol.5,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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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孔凡建.共同体视域中的个人及其与共同体的关系[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14]Amitai Etzioni.The Spirit of Community:Rights,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ommunitarian Agenda[M].New York:Crown,1993.

  [15][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6]Gerard Delanty.Community[M].London:Routledge,2003.

  [17]Fortes.The Dynamics of Clanship Among the Tallensi[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

  [18]G.Delanty.Community[M].London:Routledge,2003.

  [19]Z.Bauman.Community: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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