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

您当前的位置:学术堂 > 政治论文 > 政治学论文 >

罗尔斯公共辩护理念的概述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4-09-18 共13203字
论文摘要


  作为一种规范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在近 20 年的发展中,有一个分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罗尔斯提出的"政治性的自由主义"( political liberalism) .有理论家甚至宣称: "在现代世界里,如果存在一种有吸引力的普遍主义的话,它必定是某种形式的政治自由主义."①那么,这种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区别于其它形式的自由主义的理论特质究竟是什么? 有人认为,政治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特质,就体现在它是一种"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即它的理论建基于各种政治性的理念和观念之上; 其他人会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它对中立性( neutrali-ty) 的强调: 即它制定根本性正义原则的方式,不依赖任何整全性学说,也不攻击任何合乎情理的整全性学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我们深究一下,为什么这种自由主义会认为这种"政治性"或"中立性"是值得追求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这种政治性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理论承诺.这种更根本的理论承诺,可以归结为一种公共辩护( public justification) 的承诺---即公共领域里的根本政治原则,必须要取得自由而又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公民的合理接受,才算是有辩护的.

  更具体地讲,罗尔斯提出这种公共辩护的理念,实质是对自由民主政治在当代所遭遇的正当性危机的一种回应.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提倡的制度安排在 17、18 世纪反对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了初步的正当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建设的展开以及人们观念相应地发生变化,自由民主国家到了当代,却陷入了一种正当性的危机当中.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自由主义极力倡导和最为珍视的两种主要价值---自由与平等,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提出了对立的规范要求,它们处于一种激烈的对抗中.这是自由民主传统的内部冲突,罗尔斯称为与洛克传统相连的"现代人的自由"与和卢梭相连的"古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冲突.政治自由主义没法通过压制、贬低或放弃这两个价值中的任一个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探寻一种使它们能够共容并存的方式.第二,在自由社会里,人们所持有的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道德、哲学和宗教观念,呈现出一种不可化约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是人们在自由制度下自由地运用理性时自然而然产生的.因而它也是珍视自由选择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第一个问题要求制订出一个( 或一组) 能够调和及平衡这两种主要价值的正义原则,而第二个问题对这种正义原则的提出方式、论证策略和可用的辩护资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使得人们在这样的正义原则上达成共识变得更为困难.这个危机的本质,是人们在自由社会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根本正义原则的内容及辩护方式上出现了深刻分歧.因此,需要因应这两个问题通过某种方式对正义原则的结构、内容及辩护方式做出调整和论证,使其重新获得正当性.

  公共辩护的理念,就是为了指导这项工作的展开而阐发出来的.对于该理念,罗尔斯在其着作或论文中都没有专门详述过.但它的确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它是理解罗尔斯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性转向"( political turn) 以及罗尔斯后期学术思想的关键线索.本文将以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文本为基础,勾勒和概括出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的理念: 在第一部分,我将阐明公共辩护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主要是与人类实践理性相关的一项实践性、社会性的工作; 第二部分界定了公民、哲学家以及政府( 或政治领导人) 在为正义原则作辩护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藉此阐明公共辩护的主体( 谁在作辩护) 、对象( 辩护是向谁提出的) 和主题( 就什么作辩护) ,由此也揭示公共辩护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即它从本质上说是自由平等公民间的一项事业.第三部分意在表明公共辩护有一个独特的双重目标,它试图为政治原则或政治秩序提供一种好的辩护理由,但这种理由同时也是自由平等公民可以接受的.这种可接受性对好理由的良好特质( the goodness of good reasons) 是构成性的.换言之,不能根据某种共同善的主张或关于人类卓越、真理或美好等这类完善论价值来独立地确定一个辩护理由是不是好理由.第四部分中要解释清楚公共辩护要在哪三个层次上满足公共性( publicity) 的要求,以及为什么要满足这些要求? 简单地说,这是罗尔斯所构想的正义观念的社会角色,以及实现公民在政治上充分自律的理想的必然要求.第五部分辨清一个疑惑,即人们通常认为公民同意是政治权力具有合法性的要求,但公共辩护为什么要求正义观念以及体现此观念的正义原则也需要得到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同意呢? 这背后其实涉及罗尔斯对政治哲学的一种实践理解.

  公共辩护与实践理性

    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座》中提到: 不同理论家对何为自由主义的中心论题有不同意见,但其中核心要素肯定包括这样一个承诺: 即要"通过诉诸公民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使得政治和社会制度对所有公民---每一个人以及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得到辩护的".②许多当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都认同罗尔斯的上述判断,并认为: 近二十年来,通过公共辩护来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或政治制度提供根据,已经成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征.③某些理论家甚至以"辩护的自由主义( justificatoryliberalism) "④来标示这种理论努力,或称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这种自由主义为"公共辩护的自由主义".

  但自由主义的这种所谓"辩护"的理论努力,不是古而有之的吗? 似乎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们不就一直在从事为某些原则或制度提供理论辩护的工作吗? 的确,如果把"辩护"理解为"扞卫某些主张、论点、原则以及为其提供理论根据"的话,那么所有从事规范哲学探讨的工作都可以称为从事"辩护"的工作.但是,罗尔斯强调:

  公共辩护不仅仅是有根据的推理( valid reason-ing) ,而且也是向其他人表达( addressed to others) 出来的论证: 它从我们接受,并且认为他人也可以合乎情理地予以接受的前提出发,正确地推导出我们认为他人也可以合乎情理地予以接受的结论.⑤对于"辩护"的理念,罗尔斯早在其博士论文⑥中就有过论述,而且这个理念一直贯穿其学术作品的始终.

  罗尔斯强调,公共辩护主要是一项与实践理性( practicalreason) 相关的社会性任务,⑦因为正义原则本质上是关涉人们在公共政治世界里应该如何行动的原则,尽管这种原则不直接应用于人们的行为而是应用于制度上.而长久以来,这一点没有得到很好地强调和理解,结果就是对这种实践性、社会性的"辩护"观念理解的扭曲.在博士论文中,罗尔斯认为这种扭曲有两种情况: 第一,就是各种形式的"权威主义观点"( authoritarian views) ,它们认为伦理或政治原则最终是诉诸宗教的,形而上的或自然的"诸种高贵实体"( exalted entities) 来获得道德权威的.

  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从根本上否认伦理或政治原则是服从人类理性的反思和审察的,人类的能动性仅限于作为一个认知者去认识和把握这些来自"高贵实体"的原则.第二种是以各种"实证主义"( positivism) 观点为代表的扭曲,这些主义的实质就是以理论理性( theoreticalreason) 来压制实践理性,尽管有些表现得明显一些,有些隐蔽一些.罗尔斯认为,休谟主义者就属于稍为隐蔽的一类: 他们把伦理判断看作是对某一类人的情感的论断( assertions) ,这样一来,一个伦理或政治原则是否是有"辩护"的,原则上我们可以通过对人们的情感态度作社会学统计来确定,我们只需观察数据,看它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支持.而这些工作大部分却都是属于理论理性范围内的.当然,人们的情感受很多因素影响,因此要使得一个伦理或政治原则获得"辩护",游说( persuasion) 和宣传( propaganda) 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⑧以理论理性来压制实践理性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将公共辩护看作是一种逻辑推演或事实归纳的科学探究过程.罗尔斯认为,辩护并非是从一个道德命题推导出另一个道德命题的逻辑演绎过程,也并非仅仅是向人们提供一些事实证据.⑨把辩护看作是理论理性的运用,从根本上有三个问题无法回答: ( 1) 无法给人们在道德实践中遇到的价值或义务冲突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理论理性能够给人们提供关于"一个社会里人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的知识,却无法处理价值应该如何合理排序与相互协调的问题.而没有后者,这些知识指导人们道德行动的意义不大,因为一个健全的伦理或正义原则必须尽量避免直觉主义的模糊性.( 2) 除了工具性的考虑外,人们有什么更深层次的理由非得去关心和认可理论理性提供的那些事实,并将之作为行为准则呢? ( 3) 科学探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⑩罗尔斯相信,对后面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定会使人倾向认肯康德的命题,那就是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 沉思理性只是有条件的,最终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得到完善.辩护观念一定程度上依赖理论理性提供一些相关事实的知识,但完成状态的公共辩护,则肯定要超越理论理性而诉诸人们的实践理性.

  按照罗尔斯的对实践理性的理解( 体现在他对实践理性的原则---理性[the rational]的与合情理性[the rea-sonable]的讨论中) ,实践理性不仅能够工具性( instru-mental) 地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深谋远虑地( prudential)地设计长远、整盘的人生计划,还能够合乎情理地( reason-able) 调整自己的生活计划,使之与他人同样合理的计划相适应.就政治领域而言,如果说正义观念正是希望规范人们选择合理的手段达成合理的目的,那么对正义观念和正义原则的辩护,必定主要关乎实践理性而不是理论理性.一个正义原则获得辩护的标准只能是: 在理想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 它能够赢得人们的忠诚,内化为他们的准则,从而规范其行动.罗尔斯强调这个测试标准是终极性的:正义原则关乎人们在政治世界里如何相处,人们之间的某种政治安排是否是有辩护的,除了"自由、合情理的人们在理想条件下是否可以接受"这个测试标准外,任何进一步的评价标准都是多余而不可欲的.这种终极性,既不意味着不可错性( infallible) ,因为既然我们要用人类实践理性去勾画实践推理活动原则,那么实践理性对其自己本身而言就不是透明的,"我们可能错误地描画我们的理性,正像我们可能错误地描画其它东西一样",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不断通过反思平衡来争取做到更加合理.另外,上述终极性的测试标准,也不意味着在理想条件下,合乎情理的人们总是能够在"何为彼此都能接受的合作条款"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人类理性的充分、自由运用的结果,有可能是合理的分歧( 正像罗尔斯讨论判断的负担问题时揭示的那样) 而不是一致性.这种测试标准的终极性只意味着: 公民的实践理性必然是自己权威的最后判断者,或者如康德所言,是最高的上诉法庭.有一个类比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假定法治这个目标对人类社会而言是可欲的,那么人们必然要承认法庭的判决的终极性.对有罪无罪的判断,必然以公正且知识健全的法官在公正地听取控辩双方法庭辩论、准确适用法律情况下所作的判断为准,即使某个法律判决在符合论意义上是错误的.在这个标准之上,如果再提任何其它更高标准,人们就得放弃法治的理想.而人类作为行动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实践理性并非可欲或不可欲,而是我们根本无法将自己从实践理性运用的负担中摆脱出来.换言之,这里表达了政治自律的理想,公民必须运用实践理性自主地为自己所生活的公共世界立法.

  当然,把公共辩护这种活动性质理解为实践理性运用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疑虑,那就是使得罗尔斯要承诺康德的观点: 即有辩护的道德原则或合理的政治原则是实践理性颁布的或者说是实践理性本身的产物.这会使得政治自由主义为道德( 政治) 原则的本质与来源设定了一个康德式的基础,而这种基础显然是一些合乎情理的公民( 例如休谟主义者) 无法接受的.对于这个疑虑,罗尔斯是通过把辩护的工具---建构程序与原初状态---看作一个"代表性设施"( representative de-vice) 来解决的,这种代表性设施用于模拟( model) 原则的结构与内容是怎样得到的,而并非要宣称是这些原则的( 唯一) 来源.

  综上,我们认识到: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辩护"既不是指逻辑推演的有效性,亦非认识论领域里关于什么使得人们持有一个信念是有辩护的争论,与古典意义上的诉诸"高贵实体"的辩护相比,其理论要求也不同.在当代"公共辩护的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看来,无论是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还是自然法理论家主张的自明的自然法命令,都不能作为为根本政治原则作辩护的理由.因为"公共辩护的自由主义"出现,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对启蒙现代性的一个回应:

  在一个韦伯意义上已经"祛魅"的世界里,"神秘的面纱一旦揭开,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因此在每一个人的理解的法庭上,社会秩序必须在原则上有能力为自身提供辩护,而且这种辩护要为每一个人的心灵所理解,而非乞灵于传统或社群意识."社会秩序必须辩护到社会的最后一个个体( the last individual) ……如果存在某一个无法得到合理辩护的个体,那么之于他而言,社会秩序最好由其它安排所代替,因为现状没有资格要求他的忠诚".相应地,一个获得辩护瑏瑧的政治秩序,"它的赖以成立和运行基本原则是有公共辩护的,以至于不存在一个你据之可以提出合乎情理抱怨的基础".

  谁就什么对谁作辩护?

    为了使得公共辩护的图景更加清晰,我们必须问,辩护的工作究竟是国家或政府就其法律、政策的合法性向公民作辩护,还是政治哲学家就其正义理论向作为听众的公民作辩护?

    可能都不是.从一种根本意义上说,罗尔斯的公共辩护事业,应该看作是: 自由平等的公民,就他们在一个多元的自由社会里的相待之道,向他们同样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同侪作辩护.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就宣称,他要复兴源自洛克、卢梭、康德的契约理论,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也即契约的目标并非是选择建立某一特定的政府形式或进入某一特定的社会,而是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正义原则.就此而言,国家政府就其法律政策的合法性向公民作辩护这样的事情,逻辑上只会发生在公民确定了他们的相处之道之后.

  罗尔斯在这里的思想是: 政治( the political) 是自由公民间平等交往的实践,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被理解为一种横向的公民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纵向政府与公民间权力与权利间此消彼长的紧张对抗关系.政治哲学言说的对象是公民而不是政府.

  因为一旦公民间确定了他们之间的相待之道,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公民,政府的法律、政策如何向公民解释清楚这些逻辑在后的问题,原则上就可以依照那个确定的"相待之道"为价值标杆来解决.

  对辩护工作的另一个可能误解是认为: 它是政治哲学家就其正义理论向作为听众的公民作辩护.

  罗尔斯强调,公共辩护,不是公民被动地接受哲学专家们早已开列好的原则,而是公民们自由地运用他们的实践理性去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确定根本的正义原则.当然,公民对这些问题的慎议和反思不能是无所依傍的,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提供一个引导人们在正义问题上思考的慎思框架( 如罗尔斯假设性的原初状态) ,并且使得人们在此框架中就他们的相待之道进行自由讨论后达成的协议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不过,这些自由讨论与辩护对话没必要是实际发生的,而可能是如罗尔斯设想的由原初代表通过独白的方式来进行的.但即使这样,哲学家并没有代替公民,只要公民们愿意,在遵循实践理性的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他们随时可以进入原初状态中进行推理,公民们能够设想仿佛是他们自己达成这些关于政治正义原则的协议.

  "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没有哲学专家.否则,天理难容! 但公民们在其思想和某种推理中必定要有一些正当和正义观念.哲学家参与阐释这些观念,但他们永远只是公民中的一员."瑐瑢从上述澄清中我们可以看到,辩护的主体和对象,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们自己.而就什么作辩护的问题,大体而言,可以说是公民们就规制他们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性的正义原则,或者说采纳哪个正义观念向彼此作辩护.在罗尔斯这里,准确地说,应该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们就采纳某一类的正义观念向彼此作辩护.罗尔斯认为,最后获得辩护的有可能是一类的正义观,它们可能共享某些根本性的特征,但又在一些方面表现出差异,比如某种类型的效用主义( utilitarianism) 的正义观,或者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的那种"政治性的正义观念",这类政治性的正义观念可能是一个家族,此家族可能包括多种都是合乎情理的正义观念( reasonable concep-tions of justice) ,"作为公平的正义"只是这样的政治性正义观念家族中的一员( 即使罗尔斯认为它是这些观念中最为合乎情理的) .

  所以,在罗尔斯这里,公民就什么彼此作辩护,其实没有必然限制到某个( 组) 具体正义原则,而是公民就某种类型的正义观念彼此作辩护.当然,由于罗尔斯认为他的"作为公平正义"这种正义观( 及体现这种正义观的正义两原则) 是这些政治性正义观念中最为合乎情理的,因此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的行文中,有时候说公民就一种政治性正义观念彼此作辩护,有时候说公民就"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具体的正义观彼此作辩护.

  公共辩护的双重目标

    当然,这种"公共辩护的自由主义"不会要求正义观念必须得到原则适用范围内的所有人的实际接受( actualaccept) 才是有辩护的,这会使得政治辩护的事业变得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因为这意味着把否决权交与了那些疯狂的、偏执的和不讲道理的人,这会使得自由主义辩护事业失去了规范性从而投向一种粗俗不堪的现实主义( realism) 的怀抱.自由主义所设想的辩护,一方面诉诸于理想化的公民,如在罗尔斯那里,辩护只要求作为合乎情理( reasonable) 的、也就是具有正义感并愿意参与公平合作的公民是可以同意的( could accepted) ; 另一方面,公民尽管是理想化,但自由主义的辩护理论仍然会考虑到基本人性的事实及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事实,这些考虑在决定他们能够接受什么上是有分量的.这反映了罗尔斯对于政治哲学的基本看法: 即它作为一个实践的学科,尽管要为人类政治生活提供乌托邦的目标,但它必须是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realistic utopia) .政治哲学提出的规范性目标及理想不受人类现实状况( status quo) 的限制,但却受人类实践可能性的制约,这种可能性是由一些关于人性的理论和一般性的社会理论所指示出来的,它们尽管不决定着我们应该采纳哪种道德、政治理想,但却限制着可行的道德、政治理想的范围,并拒斥那些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设计.托马斯·内格尔( Thomas Nagel) 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一致的同意,并非偶然拥有各种动机的个体事实上的一致同意,也不是那种理想化的一致同意---在那里只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它,因为它是独立地正确的; 而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一致同意: 这种同意可以在各方面如其所是的那些人当中取得,假定他们是合乎情理的话……瑐瑥当然,这样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同意"并不好把握:

  一方面要避免毫无规范性的现实主义; 另一方面就是要保证所谓的"合乎情理的"公民这个反事实的设定"并没有变得如此反事实,以至于接受公共理由的人结果不是实际的公众,而是一个与我们有天壤之别的理想国里的假想的公民".

  不过,这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同意"的确是当代"公共辩护的自由主义"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及其理论特质: 它试图为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提供好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公民们可以普遍接受的.理论家们将此称为自由主义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罗尔斯将这种辩护的要求称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要素",但并非所有自由主义者都会承诺上述我们介绍的、以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为典型代表的特殊的公共辩护的观念.最大的一个分歧在于: 按照其它一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家设想,所谓"好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体现、推进或保护了某种德性、善好或利益,而确定这些理由有一个独立的标准,它并不需要设想取得公民的同意.自由主义历史上的效用主义者密尔,当代完善论自由主义者约瑟夫·拉兹( Joseph Raz) 就属于这一进路的理论家.如在拉兹那里,他认为公民同意并不总是能给政治权威授予正当性,除非它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是以独立于公民同意的方式界定出来的.罗尔斯式的公共辩护所要求的同意当然也认为仅仅是同意不足以自动授予正当性,这种同意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以保证一个理由为规范的好理由.但在罗尔斯这里,"好理由的良好特质完全变成了它们取得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公民广泛同意的能力的一个函数( function) ",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客观意义上的"好".

  瑐更具体地说,假定罗尔斯鉴定出来的合理多元论的事实( 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 为真,那么罗尔斯就会认为拉兹这些完善论者所主张的基于保护和促进自主性( autonomy) 的理由,并不能称为一种可以为政治正当性提供辩护的公共理由,因为所谓"自主的生活理想"无法取得所有自由而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公民的认肯.

  辩护的公共性要求

    如前所述,政治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公共辩护",乃是要求为政治原则或制度寻找、建构和提供所有公民都可以接受的理由.当然,这里的"公民"并不是哲学家出于自己理论需要而任意设定的公民,而是如罗尔斯所说的在宪政民主社会里自由而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公民.因此,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辩护要求为政治制度作辩护的理由必须具有公共性、公开性,是这样的公民们可以进入去评估的,以及是向所有其他合乎情理的人们讲得清楚的,罗尔斯用"公共性条件"( the conditions of pub-licity) 来表达这些意思.

  公共性有几个层次。这些层次随着公民们在根本性的正义问题上的反思水平的上升而提高.首先,处于一个社会合作体系中的人们自然会问: 此体系据以分配合作收益与负担的原则本身是否是正义的,以及如果我遵守此规则的话,其他人会不会同样地去遵守? 如果此原则本身对合作收益和负担的分配存在极大的不正义;或者尽管原则本身是正义的,但社会结构没有满足此原则; 又或者此社会的正义合作存在大量搭便车的行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自然会对上述情况产生合理的疑虑和抱怨.因此,公共性的第一层次,是要求正义原则本身的公共性,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人们不仅可以接受此正义原则,且知道社会基本结构满足他所接受正义的原则,而且还知道其他人也是如此.这样,社会才可以说是具有一个公共的正义原则,且社会成员之间在正义合作中对彼此才会拥有稳定的期望.第二,我们可能会反思,为什么那个正义观念,是值得我以及他人都接受的,它的根据和理由是什么? 我们在正义问题上的反思,仅停留在知道自己以及其他人都接受共同的正义原则这个事实是不够的,因为接受这个事实可能是被欺骗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是没有理性根基的.因此,当我们的道德反思从现实的接受性上升到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这个层面时,如果该正义原则要取得全体自由平等的公民的接受,那么它的辩护根据也就必须达到一种公共性的要求: 即原则辩护要依赖的那些关于人类和社会制度的理念、信念也必须是组织有序社会里的公民们大体上都会同意,是为人们的常识所熟悉的,是得到那些为人们共享的探究方法和推理方式的支持的.最后,在整合各种一般性的辩护根据去得出实质具体的正义原则( 如"作为公平的正义")时,我们可能采取这样那样的理论设施和道德反思框架,如罗尔斯采纳的就是契约论或者说政治建构主义.那么人们要问: 为什么要从契约理论而不是从自然法理论、神命论或效用主义开始呢? 因此,在第三层次上要求对该正义观念的整个哲学论证也应该是可以被公共地了解和理解的.当然,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因为公民未必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哲学论证或不愿去作哲学反思.政治自由主义当然不强求他们必须去作这种反思,而只是强调: 一旦他们希望去作这种哲学反思,那种论证就是有理性的公民可进入去作考察评估的.

  为什么要使得为一种正义观念所作的辩护要具有这种公共性特征? 为什么公共性是重要的? 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这是由政治哲学要扮演的社会角色( social role)决定的: 政治哲学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实践任务,是试图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基础来确定如何处理对自由和平等不同理解之间的冲突,以及确定它们的主张要求应如何相互平衡.如果对一种正义观所作的辩护不具有这种公共性特征,它就无法成为公民就他们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讨论时可以诉诸的一个共同的基础.第二,具有这样的公共特征的那些正义观念及其原则,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 educative role) : 它使得公民清楚地知道,按照这些原则而运行的社会结构,正在将他们塑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人; 他们能了解塑造他们自己的观念、他们的品格和善观念及其生活前景的社会背景结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理念来引导的.我们看到,满足公共辩护的要求,使得引导社会的根本原则及理念不再神秘,"没有任何事情被隐瞒,也不需要隐瞒……如果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意义上) 被理解为某些形式的虚假意识或欺骗性的公共信念体系的话,那么一个组织有序社会( well - ordered society)并不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达到稳定的目的."换言之,社会秩序是一种透明的秩序,它的运行不依赖无理性根据的错觉或意识形态创造出来的幻象; 相反,公民依照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理念、原则来规制自己的社会,这正是罗尔斯所谓的公民在政治上的充分自律理想的实现.

  正义、合法性与公共辩护的要求

    人们一般认为,取得公民的同意是一个政体具有合法性的要求,但在前面概述中,我们说一种正义观念的确立也是需要满足这样的要求.这是不是混淆了正义( jus-tice) 与合法性( legitimacy) ? 因为一般而论,两者是不同的.罗尔斯也观察到:

  我们可能认为"合法的"与"正义的"是一码事.但只要我们略加反思,就会发现两者并不相同……合法性是一个比正义更弱的理念,它给可行的行为所施加的约束也更弱一些,……民主决策和民主法律之所以合法,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正义的,而是因为它们是按照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合法的民主程序而合法地制定出来的.

  但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 在罗尔斯对一个原则是否是正义的检验标准,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运用是否是合法的检验标准的界定中,人们似乎又看不到两者有什么差别.一个原则是否是正义的检验标准,就是要满足上述公共辩护的要求,即能够取得自由而又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公民的接受.不过,罗尔斯检验政治权力的运用是否是合法的标准,似乎是以相同的方式界定的:

  只有当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运用符合宪法---该宪法的根本要素,是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期望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按照为他们的共同人类理性可以接受的那些原则和理想来认可---时,它才是充分恰当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

  这两种判断标准似乎都是根据"自由平等公民的合理接受"来设定的.这样一来,人们应该如何理解罗尔斯说的"合法性是一个比正义更弱的理念?"的确,为了避免对权力的合法性的检验沦为一种经验性的检验( 也即只考虑人们是否事实上接受某个政治体这种心理事实) ,罗尔斯在表述其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时,的确加注了许多规范性的要素,如自由平等公民的接受,合情理性等等.

  但即使是这样,罗尔斯所设定的这两种标准还是有区别的,这体现在: 第一,原则的正义性的判断标准主要关注原则的道德性,而合法性主要关注强制性政治权力运用的恰当性.一个在理想条件下可为理性而又合乎情理、自由而又平等的公民所接受的原则,可称为正义的原则; 但这不等于政府可以直接地运用政治权力强制推行此原则.这种以强制权力为后盾的推行,必须实际地按照此正义原则规定的宪法程序来进行才是合法的.第二,合法性只要求"宪法的基本要素"( theessentials of a constitution) 取得自由平等公民的同意,这些基本要素只限于规制政府结构与政治过程、规定该公民各种基本自由权和权利的条款; 而正义所涵盖的是一个比"宪法的基本要素"更为综合、广泛领域,特别是它还包括如罗尔斯的正义第二原则所处理的分配正义问题.

  因此,即使社会的"宪法的基本要素"能获得自由平等公民同意,也不能推导出此社会运行所依赖的原则是完全正义的或接近是正义的.所以说,在对社会制度评价方面,正义的确是一个比合法性更强、更具综合性的理念.

  但问题仍然在于: 为什么正义原则也像合法性检验一样,需要得到合乎情理的公民的同意? 的确,人们会有疑惑: 一个正义原则如果的确是正义的,它宣称要应用的对象的同意或不同意又有何干?

  要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就要把握罗尔斯对政治哲学以及正义观念的理解.罗尔斯自从 1980 年代出现所谓的"政治性转向"后,他在写文章及着作时有好几次岔开话题来谈论什么是政治哲学及如何做政治哲学的问题.他所谓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为了寻求对所有社会而言都是普遍真确( true) 的、最完美的政治原则.相反,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的目的是实践的,并且取决于它所要面对的社会.对于一个宪政民主社会而言,政治哲学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出一个正义原则,它可以成为为政治与社会制度作辩护的共享的公共基础.

  这与其他一些理论家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解大异其趣: 如 G. A. 柯亨在此问题上与罗尔斯针锋相对,"对于政治哲学来说,问题并非是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我们应该如何想,即使我们应该如何想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践上改变."罗尔斯与柯亨对政治哲学的不同理解,也自然地影响到他们对正义原则的理解: 柯亨认为正义原则是政治世界的根本原则,它应该是不敏于事实的( fact - insensitive) ,任何敏于特定事实的原则只是次级的应用性规则,它需要以对此事实不敏感的更高阶原则为依据; 而罗尔斯则认为: "架构一种正义的观念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实践要求和产生一个公共基础,根据此基础,公民们可以面向其公民同侪为他们共同的制度作辩护".

  罗尔斯对政治哲学的实践性的强调,实际上是响应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不满:

  亚里士多德认为,价值哲学如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其所追求实现的必须是"属于人的善"( human good) ,这种善是我、我的家庭成员、我的朋友和城邦公民同侪能够享有的善,而不是去极力设想一个理想国里的善,而这种理想国,我以及我的家庭成员、朋友和城邦公民同侪要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才能进入去的( 想想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关于人们的孩子从出生时起就应交给城邦集中供养的主张) .

  从实践意义上说,这种理想国的善就不是属人的善,只有神或可被任意改造的奴隶和野兽才能享用到的.

  由于对政治哲学这种实践性的理解,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讨论了正义的作用或角色( role) 问题: 正义就是"提供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

  而在代表"政治转向"的一系列论文及《政治自由主义》当中,罗尔斯讨论正义的角色时措辞有一点变化,他强调的是社会角色( social role) 与实践任务( practical task) : "一个正义观念的社会角色就是: 界定那些被公共地确认为充分的理由,凭籍这些理由,社会所有成员相互之间可以表明他们共享的制度和基本安排是他们可接受的".

  简单地说,正义的"社会角色"就是引导公民们在基本正义问题上的实践推理,以及为他们提供一个政治论辩的公共基础.因此,除非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的公民都可以合乎情理地接受此正义观念,否则,该正义观就无法扮演这种社会角色和完成其实践任务,它把社会设计得再好再精密,也只是空中楼阁,是毫无意义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并非先在地就是合乎情理的,除非它能在其自身框架内,通过诉诸公民的理性,用一种恰当的方式赢得对其自身的支持……"这里所谓恰当的方式,当然是指要诉诸于公民的实践理性,而不是编一个"高贵的谎言"去欺骗他们接受,并且那个正义观也不能向公民提出过分的要求( over - demanding) ,它必须考虑人的本性、局限性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事实( 在罗尔斯那里,重要的是自由民主社会存在的合理多元论的事实) ,也不能过分地压抑公民们对于他们私人合理的人生目标和承诺的追求.

  当然,说政治哲学或正义的角色是实践的并要求得到合理公民的接受,并不等于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这涉及到罗尔斯的尊重公民的理念、对于合理多元论事实的解释以及重叠共识在辩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在此暂不展开论述.

  综观全文,如果罗尔斯后期所主张的政治性自由主义的政体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政体最独特的德性又是什么呢? 罗尔斯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所提出的正义观念,单就内容看来,是为人们熟悉的,并没有太多新奇独特之处,而且其正义原则的某些内容在康德、密尔、H. L. A. 哈特的思想中亦有相类似的表述.

  建基于"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政治性正义观念之上的自由政体,与其它自由政体相比,如果说有什么独特性的话,那并不仅仅在于它主张一种强调自由、平等的正义原则,而在于它主张一种能够获得公共辩护的、强调自由和平等的正义原则.无自由、不平等当然会影响到一个政体的正当性,但现代自由国家的正当性危机并非是自由人民在自由与不自由、平等与不平等间变得犹豫不决了,而在于各种自由权间的冲突、各种平等主张间的冲突以及自由的要求与平等的主张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的背后又关涉到人们更深层次的、何为一种好生活的哲学、道德和宗教承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这种善与善的冲突、不同正当权利之间的冲突,并不比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冲突更和缓或更好解决,它们仍然是撕裂政治甚至毁灭政治的冲突,仿佛又使人们回到了不知怎么解决正当与正当冲突的前政治状态.因此,重建自由社会政治正当性的任务的重心,很大程度上转移到正义观念的辩护方式上来了,即如何以一个新方式对自由、平等重新达成共享理解、如何将它们相互兼容地整合进一种正义观念内并取得公民的同意.

  公共辩护的努力,正是着力探寻这样一种新方式,它以尊重公民的实践理性和道德能力为基础,从人们共享的实践理性的观念( 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作为一种公平合作体系的社会观念) 出发,经由体现上述实践理性观念与实践理性原则( 理性的原则、合情理性的原则) 所有相关要求的政治建构程序,得到一种政治价值的排序方案,并以一组有次序的正义原则表达出来.整个原则的辩护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开地展示在正义问题上的实践推理,并争取自由平等的公民同意的过程.

作者单位:
相关内容推荐
相关标签:
返回:政治学论文

1.将微信二维码保存到相册

2.打开微信扫一扫从相册识别

1.点击下面按钮复制QQ号

3008635932

2.打开QQ→添加好友/群

粘贴QQ号,加我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