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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贝马斯的当代危机理论的解析和再批评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4-08-23 共6764字
论文摘要

  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组织化的特征,几乎通过商品、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将所有国家带入了市场。然而,它并未给世界各国锻造出完美十足的社会制度,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学者,曾于阶级结构、生态环境、人类学问题和国际社会等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剖析,并就危机本质进行温和地揭露与批判。本文将对哈贝马斯的当代危机理论进行解析,结合金融危机和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发展,凭依其影响之余晖进行当下反思与再批判。

  一、发达社会的新生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指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借助相互参股、混合经济的方式打乱生产关系,并辅之于大众民主、福利制度等形式,“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 (几乎) 所有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的确,发达国家从事传统产业、从事农业的人数在减少,而第三产业、行业服务人员大幅度增多;从事直接生产的人员在减少,而各种行业管理人员、科技管理人员的数量在大幅度增加;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在减少,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人员在大幅度增加,工人阶级的社会基础正在消失。然而,这一现象并不能否定剩余价值规律的广泛作用,一是表现为人的主体性为社会环境所压抑,经济与道德对抗更加膨胀;二是表现为权力媒介受制于金钱媒介,充分表达着政治不平等;三是社会资本有了更大的扩展,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差距表明财富的分布集中地向发达国家倾斜。即便发达资本主义,也只是在物质资料生产、商品交换以及经济社会那里被定性。

  其次,资本主义再也不是单纯的、个别的集团和组织,主要是“它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当然,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天然地体制化了”,一大部分剩余价值来源于规模生产向自然掠夺,人类的生存环境一步步不复存在。一是物理资源,如有限的可耕地、淡水和无法生产出来的矿物质、燃料等;二是全球性变热 (化学),即能量消耗的增长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积累,能够吸收有害物质的 (如二氧化碳或余热)系统无法得到补偿;三是生物学的物种消失使人类变得孤立起来。物理层面、化学层面、生物层面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生存环境,而这种生存环境在当今处于几乎被打破的危险之中。生存环境的本质关乎是否遵从自然运动方式,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愿意首先选择生产发展方向,不论对经济发展有多少安排,集团实力之间、政治模式之间,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冲突。这就是由资本主义阶段来说明的社会与自然之矛盾,或曰生态平衡之困难。

  再次,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带来了人类学的不平衡。在人们的心底蕴藏着丰富的、善良的愿望,心理方面往往用来说明“应当如何行为”。哈贝马斯认为,对某种行为规范合法性的想象基于我们同特定社会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且把人的内在本性引入特定某种行为组织,此时某种决断的接受具有任意的性质。社会制度欺压自然环境,在人的心灵出现了恐慌和惧怕,普遍赞同的意见在政治制度内赢得其合法的形式,但却是为狭隘思想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触犯了自然法则。当下,以政党政治主导的多极化,与物理运动规律主导的后果是相同的,哈贝马斯把我们引入了“意识形态如何”这样的领域,它与人类学的出发点是衔接的。

  最后,国际社会原本应该是“世界系统自身”,除了处理好与外在自然的关系,我们还可归纳出哈贝马斯思想暗含的、构成内在的、三方面的不平衡:一是作为某国家对于作为生产要素的人之间,“组织内部的管理能力是随着它所做的最终决断不依赖于这些组织的成员的意志力而提高的”。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貌似相互平等的关系实际上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种政治破坏性程度的与日增强,使得国际交往跨入了一种新的不可抗拒的自我限制之中。三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科学的发展已深入到自然内部,进入自然的最微观领域,它推动着生产力发展,内在生产力在技术上具有中立性质,故而无免于一种破坏形式和破坏力。资本主义国家在“提高资本的使用价值”时,依靠了增加“非生产性的消费品的需求量”之手段,这无疑是霸权主义做法。国际社会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联合国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十分松散的组织,大国政治主宰着众多民族之命运。

  以上所述四种社会问题的暴露不是制度规划的偶然失当所致,哈贝马斯比照着事物运动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构建出他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体系。

  二、当代危机的四重本质

  当代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有所间隔,故而经济领域中的交换关系及其所存在的集团冲突不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而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需求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政府插手市场导致了经济关系的重新政治化。国家强化了干预功能,用大范围且频繁的手段来保证制度的稳定性。“国家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一是在社会活动中采取先进的科技手段,二是在实际运作的程序性方面吸收科技的操作规则,三是发达资本主义试图借助科学技术获得新的合法化基础。

  从政治上讲,对科技的占据提高着资本主义的策略和战略意义,支配其向海洋、冰川的扩展和向宇宙空间的伸张。然而,这些措施只是模糊了民众的视线,扭曲其丑恶的本质,并不与历史进步相一致,经济危机反而突破了单一领域,致使社会综合体出现了结构性的故障。哈贝马斯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危机形式划分为四种,分别反映在三个领域中,即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危机,政治系统中的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文化系统中存在的动机危机。

  (一) 经济系统与社会一体化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没有改变那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运行方式。但是,由生产过剩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有其微妙变化的,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而在于“产出”。也就是说,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了对可消费价值的分配上;危机的形式转变为一种持续的,却是带有轻微繁荣的,通过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生产停滞来表达的形式。国家干预使得市场承担了社会一体化的功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继续存在,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发生了转移,扩散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因而说它加剧了对社会的全面侵蚀。现实的情况是,随着市场的延伸,社会资本日益强大,社会督催着依附于衍生品进行投机,垄断集团与国家利益被结合在一起,1997 年的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东南亚国家,2007 年的越南金融危机更是使得生产经营全面瘫痪,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资本的流出,它又是被操控所实现的,这说明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进化了危机输出,被放大的政治效应冲击了整个人类社会。

  (二) 政治系统: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合理性形式的危机是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的产出危机”。因为不能发现不平衡的那一点,亦不能找到使平衡的那一点,“国家行政系统不能合理地制订、贯彻必需数量的有效决策”,致使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缺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占有制与今日社会需要的国家干预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合理性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一定的行政管理计划被用以弥补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之不足,同时,私人占有的自由竞争规则却要求限制国家的干预作用。国家本身因为控制手段受限,不得以允许外来因素渗入经济系统,但外来因素又会妨碍行政管理机关做出合理化的决策,因此造成系统运行的不合理。世界市场化后,2007 年由次贷引发的问题使美国的虚拟经济顷刻间崩溃,金融危机海啸般地冲击了全世界,似乎一切活动都被搁浅了,各国投入多达数万亿的财政资金用来填补漏洞,人们不能不疑惑:无论召开什么会议、制定什么政策、进行什么样的金融监管,其合理性究竟在何处,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诠释是否正确。

  在自身政治地位合法性的质疑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机器所拥有的职能和采用行政手段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迅速扩大,超过了合法需求”,资本家个体、整体的利益和居民的普遍利益之间的界限应该被执行强劲干预职能的国家实体所消除。合法性等同于既定统治系统的稳定性,指称着人们对享有权威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需要论证,“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 (至少) 在事实上被承认”。另一方面,“国家活动的扩张产生了一种后果,那就是合法性需求不合比例的增长”。

  文化不再如以往那般确信无疑,“‘意义’成为一种能源匮乏,而且将越来越匮乏”,至少,西方主流思想意识与社会进化过程不甚相干。由此可见,对于愈加膨胀的政治组织而言,当代资本主义无不面对着两难之苦和进退抉择的忧虑,对内的利益均衡和对外的军事强制不再能作为有效的解决办法,换言之,即是受到了合法性之挑战。

  (三) 社会系统:追问动机

  动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危机。我们都知道,社会政治经济系统良好运行的保持或者正常功能的发挥,需借助于文化系统来实现满足。相反,实用主义仅在于此时此地,存在主义仅在于协调维护,祈祷主义仅在于无形的上帝。思想被舆论掩埋,社会文化系统不能满足系统运行的功能需要、不能有效调动人们去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动机危机。随着社会的演变,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证明的思想意识及其规范结构发生了紊乱,“这些传统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无法得到更新,不能再为资本主义所主张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支持”,而朴素的自然主义和积极的历史主义之意识规范又被市场无穷尽地现象化了。对“动机”进行追问,不过是“做什么”、“如何去做”的事情。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其实很简单,即来自于资本关系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支配,偌大世界中的人们为何要认可资本关系、异化关系,让社会服从物化意义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动机层面的危机。

  三、统筹与考察:在危机中再批判

  哈贝马斯坚持批判性的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激进理论家却有差异,既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又借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造观,不过这在他那里存在局限性。

  第一,哈贝马斯试图对当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做出统筹分析,却偏移了对社会方向的把握。与当代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不同,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出现的四种危机互相牵制,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经济危机所反映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表层矛盾, 遵循经济的自发规律,资本交换和雇佣劳动的不对称要求国家进行干预,然而,这使得原先急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变得持续难耐,核心部门的阶级冲突成为隐性威胁。干预职能的增强使经济危机转移到政治领域,造成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 (尤其是行政机关) 因结构性障碍而难以做出合理决策”,不免遭遇政策困境。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系统的制约,以组织管理要素、社会公众安全感为表现形式的文化系统被削弱,国家不能维持必要的感召力。它反过来又支持了经济危机,形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将各种危机根源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进行探讨。问题在于“投入-产出的分析方法”的结论不准确,对于经济系统投入的是劳动与资本,产出的是可消费的价值;对于行政系统投入的是群众尽可能广泛的忠诚,产出的是能够有效贯彻执行的行政决策;对于社会文化系统投入的是经济系统和政治行政系统的产出,产出的是一个与经济系统、行政系统相适应的普遍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他只扮演了诊疗师的角色,把“危机”理解为“病象”导致某种客观力量剥夺了资本主义的自主权,故不主张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

  第二,哈贝马斯试图把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归结到人那里,却没能做出改变生产诸要素本质的选择。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把这些看作是由文化提出或表达的问题,他的提示确实发人深省,复合的社会能够建立一个理性的同一性吗?他认为普遍主义的道德及其相应的自我结构只能被个人偶然地加以实现,而不可以从实体上决定社会的生活联系,“这些困难不能成为我们放弃自我同一性和群体同一性构思的理由,……它着眼的未来是激进的”。问题在于,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人“自我”(概念领域内的文化问题) 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同时轻视了历史方法;二是他重视伦理道德,却忽视了思想反映---世界观建设;三是把文化看成是当下社会阶段最现实、最具体的事情,然而忽视了广义的物质运动、运动方式;四是他的道德文化仅仅是在与技术资本相对抗,“理性同一性”并没有达到对生产活动、经济活动实行组织的程度,他只是在说理,阐述“应当如何”,这就出现了自相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推进文化建设仍为题中之义。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多元民族文化中无疑存在着“理性同一性”,回应思维与概念领域空间的激励。我们要通过感性经验与实践检验的统一、道德意识与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统一,着眼于现实和着眼于历史的统一,弘扬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对于组织经济活动的问题,处理好对外、对内的有界、无界关系十分必要,一方面利用国际市场,发挥大型企业集团的优势,在贸易交换中取先机、争主动;另一方面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积极诱导和扩大内需,以此实现经济不断增长。

  第三,哈贝马斯试图勾勒出思想中的美好社会,却没能走出可行之道路。在他那里至少有三点与社会实践是相联系的,就合法性问题而言,发达资本主义源自于历史发展,哈氏主张通过社会保障系统和生活条件的保障系统解决该问题。

  政党竞争把反对派的角色制度化,使合法的过程公式化,使合法的波动变得阶段化,并且使合法性的丧失同政府更换的形式联系起来,最后让所有的人作为选民参加到合法性的过程中来。就交往理性行为而言,交往行为通过一定社会规范下的语言得以实现,而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被视为社会分化整合的基础、恢复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动力以及社会进化的普遍力量。所以,他提出理想的言谈环境,重建合理化的交往关系。就非政治化问题而言,除了科学技术能够产生足够数量的财富让人们满足并认可之外,在科学技术异化为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政治问题都被异化为技术问题。

  问题在于,哈贝马斯坚持合法性,却并没有指明自然法则究竟是什么,只以人们认可和参与某种政治秩序作为衡量标准,因而是十分受局限的。

  虽然坚持交往理性行为,意在重塑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又不是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让人对其可行性不能不持怀疑态度,他批评说马克思理论已经过时,而所谓交往理性行为只能是认可认识分化、文化分立的填补举措。三是主张非政治化活动却没能统一人们的意志,哈贝马斯的“概念、理解、文化”带有某种媒介的性质,故其社会观念才有“改良主义者”之称。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即预防和克服政治情境更替状况下合法性危机存在的可能性。放眼全球,仍然是政党政治,“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南北半球生活条件日益增长的差别向人类提出了挑战,南部贫困地区的移民潮形成了严重压力,重新抬头的种族战争、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核讹诈和国际性资源分配之争危机重重”,东方和西方借以支配政治活动的根本差别在于,坚持理性第一、非理性第二,还是主张非理性第一、理性第二。早在西方哲学那里,就有自然法之命题,其内涵应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运动提升抽象的结果,或者说自然法则完全是客观的。共产党是理性主义者,以此为起点,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或全人类的根本利益。马克思的 《资本论》因与广义的物质运动相适应,故蕴涵着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因为它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所以说,我们将由此逐步确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情感关系代替旧有的人际关系,以客观的组织关系代替旧有的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天然缺欠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时空之中,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浑浊世界的不明晰和思想出发点的单一的矛盾,以及立场上的左顾右盼的冲突,造就出一种对“生活世界”的幻想和对“非政治活动”的眷恋。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理论建设,我们统一意志和进行部署就是要分析当前发展出的新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有针对性地消除东西方文化带来的分化和矛盾,使基础理论作为前提对历史进步起作用,进一步剔除哈氏那里还不太明晰的思想和范畴。

  参考文献:
  [1][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22,85-90.
  [2]傅永军.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述评[J].哲学研究,1999,(2).
  [3]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3-204.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8-189.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何为今日之危机[J].哲学译丛,1981,(5).
  [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1.
  [7]陈振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合法化危机[J].岭南学刊,1996,(2).
  [8]廖和平,蒋平.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述评[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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