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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探析

时间:2018-10-16 来源:聊城大学学报 共10163字
作者:王敬华 单位:

  摘    要: 梁启超是中国较早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和评价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1903年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就已经作了近乎科学的分析,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十分相近。梁启超认为, 社会革命是“二十世纪史的唯一特色”, 社会主义问题已“国际化”, “社会主义为最高尚纯洁之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中, 梁启超阐述了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本国资本主义, 为实现社会主义积蓄力量;社会主义者在现阶段要利用资本家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同时又要防止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并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社会主义“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 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 是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不能把梁启超主张在一定阶段上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思想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要求我们在“革命”和“改良”的关系问题上, 也要防止“左”和右两种倾向。

  关键词: 梁启超;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革命; 改良;
 

梁启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探析
 

  Abstract: Liao Qichao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ideologists who studied the socialist ideology and reviews the Marxism. In 1903, he carried out a rigorous analysis of the basic paradox of the capitalism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replacement of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hich was similar with the conclusion of Marx and Engels. Liang Qichao argued that the social revolution was the on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history of 20 th century, socialist affairs had been internationalized, and socialist was gracious. In the debate of the socialism in 1920 s, Liao Qichao claimed his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ist road: China should develop the capitalism to accumulate strength for the socialism; the socialists should make use of the capitalists to develop the productivity, and be careful of the negative effect from capitalism; the socialism would be meaningless if more attention were put on the allocation rather than the production. Liang Qichao's socialist ideology was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Chinese-style socialist road. We should prevent left-leaning or right-leaning in revolution or improvement.

  Keyword: Liang Qichao; socialism; capitalism; revolution; improvement;

  梁启超是中国较早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 并在中国最早评价马克思的思想家。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学界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就负面评价来说, 有人将梁启超定位为“伪社会主义”者、反革命, 并加以批判;也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拒斥马克思主义, 其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原则上的不同, 等等。

  从20世纪初期到现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在不断进步, 但人们对于梁启超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角色的定位似乎还未来得及重估。梁启超是不是一位反社会主义者?他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问题上有没有正确的成分?梁启超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有没有相通之处?本文拟以相关文本为依据作出新的探讨。

  一、梁启超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质和产生原因的分析

  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 对康有为哲学作出如下评价:“先生之哲学, 社会主义派哲学也。……理想之国家, 实无国家也;理想之家族, 实无家族也。无国家无家族则奈何?以国家家族尽融纳于社会而已, 故曰社会主义派哲学也。” (1) 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时代课题, 是如何使西方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 救亡图存, 推动社会进步。因此, 梁启超认为,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行大同救天下”, “今日众生受苦最深者, 中国也。” (2)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高度评价马克思, 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之一。 (1)

  (一)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极度发展的结果导致社会主义产生

  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说:“托辣斯呜呼起?起于自由竞争之极敝。……斯密氏所谓供求相剂, 任物自已, 而二者常趋于平, 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 (2) 梁启超对自由竞争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一是造成“生产家不得不改良其物品, 低廉其物价, 以争贩路”;二是促使生产家“节减其生产费, 扩充其生产力”;三是造成“新式机器之发明, 技术意匠之进步, 相缘而生焉。……故交通机关 (即轮船铁路等) 随而扩张, ……如此, 则于全国全社会种种方面, 互添活力, 而幸福遂以骤进。十九世纪之文明, 无一不受自由竞争之赐。” (3)

  继之, 梁启超又分析了自由竞争的负面作用:过度的自由竞争, 一是造成“生产力骤增, 而消费力 (即买物者) 岁进之速率, 不足以应之。于是生产过羡, 物价下落, 不知所届。小资本家纷纷倒闭, 而大资本家亦綦惫矣。”二是造成劳动者失业。为达竞争之目的, 廉价劳动力“妇女儿童, 使为过度之勤动”。三是“弱肉强食, 兼并盛行, 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 劳动者往往失糊口之路, ……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社会主义者, 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者, 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 (4)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 ……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 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 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 (5)

  恩格斯正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入手, 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 必然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梁启超在1903年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就已经作了近乎科学的分析, 其思想之深邃, 令后人感佩。

  (二) 社会革命是“二十世纪史的唯一特色”, 社会主义问题已“国际化”

  在1902年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一文中, 梁启超将“古今言治术者”概括为“干涉”与“放任”两种主义。前者主张“当集权于中央, 其所重者在秩序”;后者主张“当散权于个人, 其所重者在自由”。依据对“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的定义, 他还划分了以下时代:放任主义全胜时代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 , 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 (十九世纪下半叶) , 干涉主义全胜时代 (二十世纪) 。他说, 资本主义造成“兼并盛行, 富者益富, 贫者益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 其外形若纯主放任, 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社会主义, 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 (6) 梁启超断言, 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世界大势所趋。

  1902年, 梁启超赴美洲大陆访问, 接触到了美洲的社会主义者。在是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 梁启超提出:应该崇拜与信奉麦克士 (马克思) 的着作, “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 (7) 因此, 他积极倡导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在190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论序》中, 梁启超提出, 国民具有双重身份, 即“国家一分子之资格”和“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 前一种资格要求国民研究国家的性质与本国的国情, 思考对于国家的进步有所贡献;后一种资格, 应研究世界之大问题及其大势所趋, 并顺应这一大趋势。世界之大问题是什么?梁启超认为, “社会主义, 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 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 (1)

  梁启超作为一个由“天下”论中国的思想家, 总是从世界发展的大势来探讨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1916—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的《国际劳工规约评论》篇中, 他认为:近代社会主义首先在工业革命最早的英国发生, 后来, 资产变成“国际化”, 于是劳工运动也变成“国际化”, 所以在中国, 社会主义问题也将会发生。世界大同观念已被马克思发现, “一八四八年, 德国的马克思发表一篇《共产主义宣言》, 内中有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说是‘贫民无祖国’。” (2)

  (三) “社会主义为最高尚纯洁之主义”

  依据相关文本,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 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梁启超认为, 社会主义的要义为“土地归公, 资本归公”。他列举了东汉王莽改制, 并认为其措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注释“分田劫假”说:“分田, 谓贫者无田, 取富人之田耕种, 共分其所收。假者, 如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 富人劫夺其税, 欺陵之也。此即以田主资本家为劫盗之意也。又宋苏洵曰:‘自井田废, 田非耕者之所有, 而有田者不耕也。’” (3) 梁启超为了利于当时的读者理解近代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 以汉代富人对穷人的剥夺, 比拟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 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 与近代欧洲社会主义具有想通之处。

  第二, 社会主义的“精神”与“方法”有所不同。梁启超认为, 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 而且这种精神不是外来的, 原是我所固有。中国古代的“均无贫, 和无寡”, “恒产恒心”等思想, 就是社会主义的精要表述。至于实行方法的采用程度, 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 “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 (4) 梁启超还列举了大量事实, 强调中国不能照搬欧洲社会主义模式。梁启超在这里已经区分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旗帜与道路等问题, 探讨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文化资源, 并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本国实践相结合, 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第三, 社会主义是美好的社会经济组织, 其本质是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国际劳工规约评论》中, 梁启超认为,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根本改造社会经济组织中不公平之处, “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 认为不合人道, 要重新组织一番, 这就是社会主义。” (5) 梁启超认为, 改造和组织的方法有多种:或共产, 或集产;或用急进的手段, 或用和平渐进的手段。

  二、梁启超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20世纪初期, 社会主义仅处于理论形成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学说逐渐传入, 中国思想界一批知识精英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等问题。而到了20年代, 马克思主义在一定范围得到传播, 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理论, 而是社会主义思潮。中国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 20世纪20年代, 在中国理论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梁启超参与了此次论争, 并阐述了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一) 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本国资本主义, 为实现社会主义积蓄力量

  梁启超说:中国的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 与欧美有所不同, 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1) 在欧美提倡社会主义, 即“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抗争, 而民国初年, 由于中国生产力的落后, 造成人民大量失业, “有业无业”, 即就业和生存问题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因此, 梁启超认为, 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大力发展工商业, 让大量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人被吸收到工业生产中, 为社会创造财富, 同时也为自己谋生存。在劳资矛盾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 是脱离中国国情的。

  梁启超认为, 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有自立之地, 就应该竭力提倡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家, 使其能与外国资本家相抵抗。若不顾中国国情, 照搬外国经验, 外国资本家就会主宰中国的实业, 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壮大本国的经济实力, 而抵御外国的经济压力。所以, 梁启超认为, 社会主义过早实施, 就会使国家富强无法实现, 也不会使人民幸福。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工人阶级, 而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就不会产生工人阶级, 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要有主体力量, 首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造成大量的工人。因而他提出“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 为实现社会主义之预备” (2) 的方案。

  梁启超还辩证地认为,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对立的阶级, 其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但二者作为矛盾的双方又具有统一性, 二者是一对孪生兄弟, 殆如“狼狈相依”而不可分离, 所以既要看到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也要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朋友, 对资本主义应采用相应对策以避害取利。

  (二) 社会主义者对资本家应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

  梁启超认为, 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一方面要利用资本家以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 并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第一, 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认为,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是大势所趋,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不应该人为地加以阻止。对于外资, 亦不必抗阻。尽管外资的目的是剥削并掠夺我国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但毕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比通商中的“载糟粕而来刮脂膏而去”要优越得多, 更何况“其结果必能为我产出劳动阶级以为将来自树立之基也。故吾以为资本阶级之发生, 吾辈抗阻其事为不可能, 且亦诚无抗阻之必要。” (3) 所以梁启超认为, 先发展资本主义, 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事情。

  第二,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 不能任由资本主义发展, 应采取矫正态度和疏泄态度。所谓矫正态度, 是指遏制资本家的过渡掠夺, 造成过大贫富差别。矫正的手段, 可采用社会的监督、政府的立法等形式。所谓疏泄态度, 是指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 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 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 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 (4)

  第三, 发展和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 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作好准备。梁启超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并充分肯定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他充分肯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作用, 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 战胜资产阶级之日, 也就是全世界进入世界大同, 资本主义消灭之时。“吾确信在稍远之将来, 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逋逃薮之一日。” (5)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肩负着一举消灭全世界资本主义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要完成此重大的任务, 就必须发展壮大队伍, 提高自身的觉悟、知识和能力。

  (三) 社会主义若只注重分配而忘却生产, 就会失去意义

  梁启超认为, 欧美国家提倡社会主义, 是因为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分配却发生了问题;而中国在生产还没发展起来的情况下, 若忘却生产而专注分配,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 而这正是外国资本家最愿意看到的。“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 ……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 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 (1) 只有发展生产, 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梁启超还分析了劳动阶级和游民的区别。劳动者与散漫的游民的阶级地位相同, 都处于被压迫地位, 但却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群体, 劳动阶级是由多数有职业的人形成的, 他们有自己的正当利益和职业操守。而无业游民则与之不同, 他们本来并无所谓正当利益。劳动阶级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 游民则不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只有将游民改造成劳动阶级, 才能使他们成为社会运动的主体。“然则如何而能使国中多数人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耶?曰:舍生产事业发达外, 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 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 (2) 劳动阶级的发展壮大, 才会有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 社会主义才能得以出现。

  梁启超对中国劳动者阶级和游民的分析, 在毛泽东着作中能够找到思想相近、文字相类的语句。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 游民是由于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 造成的“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 因此, 为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要善于改造他们。 (3)

  三、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1840年,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挟带西方科学文化一同涌入国门, 给中国人带来了奴役、灾难和耻辱, 同时也给国人送来了摆脱奴役、灾难和耻辱的思想武器, 促使中国走向世界历史。由于民族危机的加重, 如何救亡图存, 成为时代课题。当时哲学和文化的主题是:“会通中西, 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转换, 从而彻底转变传统中国的‘用夏变夷者, 未闻变于夷者’的以天朝上国自居而睥睨夷狄的观念。” (4) 梁启超生活在20世纪初期中西文明碰撞的大背景下, 他把西方的现代思想转化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之中, 使中国文化的发展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精神。笔者拟就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以下几点拙见, 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 是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20世纪初期深刻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变革, 促使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积极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 将当时的国人对自己的不足的认识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 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最初人们的认识停留在感性层面, 认为中国仅仅是器物文化方面的落后, 中国需要发展经济, 尤其需要发展军事工业。于是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洋务派”代表人物的倡议下, 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 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中国的器物不如人, 其根本在于其政教国体不如人。于是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期, 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变法维新的失败、甲午战争的惨败的事实向人们证明:西洋的器械、制度并不是随便可以配置于孔孟之道的“器”。中国的失败, 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结果, 中国的封建社会抵抗不住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不仅要在经济、政治上发展, 更要在文化上发展。梁启超认为, 第三期是“全部解放的运动, ……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5) 。

  鸦片战争后, 梁启超等思想家们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 兴起了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热潮, 但如何把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联系, 成为当时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对这一课题, 思想家们各抒己见, 但在“救亡图存”这一基本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梁启超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 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并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梁启超是“最早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最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路线” (1) 的思想家, 因此, 将梁启超定位为反社会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鼓吹者等说法是有待商榷的。

  (二) 应正确评价梁启超在一定阶段上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主张

  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 关于社会主义的实施路径, 中国可否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在当时的中国年青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 当梁启超主张在奖励民族工商业的范围内来进行社会主义运动时, 就被当时的李达、陈独秀等思想家认为他是主张资本主义, 反对社会主义。

  客观地说, 梁启超的“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 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思想,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理论上看, 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并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种对抗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无法消除的。“但是,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 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2) 这显然具有发展生产, 培养劳动阶级, 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做准备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 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消灭, 但在其初始阶段上又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力量, 以达到发展生产力, 最终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 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 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3)

  梁启超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生计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分析,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以解决人民的生计为出发点, 而是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的, 而要达到此目的, 首先要让每一个劳动者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梁启超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项任务当作根本目的来认识, 当然是不科学的。同时, 他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平等、大同、仁爱观念也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处于传播过程中, 因而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获得完整准确的认识。

  (三) 应正确认识和处理革命和改良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学说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学说, 依照唯物史观,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必然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而统治阶级必然要使用一切暴力手段来压制社会变革, 在这里, 对统治者抱有任何幻想都是错误的, 所以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然而, 当具体考虑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形式和道路等问题时, 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却是相对多变的。因为这是策略层面的问题, 是可以随机应变的。暴力革命的对象是拥有暴力镇压手段的官僚国家机器, 而在不存在官僚国家机器的国度里, 有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恩格斯有时候还反对革命。首先, 他们反对少数人的革命。在他们看来, 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多数人推翻少数人统治的革命, 社会主义意味着由工人阶级劳动大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这一本质便决定了达到目的所应采取的手段。其次,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社会主义者在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去夺取政权, 这一思想的重要性, 在理解20世纪许多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时一再显现出来。 (1)

  梁启超是一个“进化论的革命论者而不是阶级论, 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论”的革命论者 (2) 。1902年, 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 以进化论的观点, 将革命区分为渐进的“改革”和突发的“变革”双重含义。如此说来, 他对革命的意义认识非常清楚。但他反对条件不具备时进行革命, 同时主张尽量避免革命, “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 本非吉祥善事, 免得掉还是免掉的好。” (3) 所以, 从实践上看, 他偏重的是“改革”而不是“变革”, 偏重于量变而不注重质变, 主张用“思想”的“改良”、“尽性主义”来实现其政治主张。梁启超主张通过“思想”改良进化到“经济”和“整个社会”改良来协调劳资矛盾, 促进实业发展的基本思路使他在实践上陷入错误, 理论上陷入空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思想、观念等等属于“批判的武器”, 是不能代替实践, 即“武器的批判”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使理论为群众所掌握, 变为物质力量, 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 有“质变”与“量变”两种形式, 在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也有“革命”和“改良”两种方法。“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 不加抵抗即行死亡, 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 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4)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 不会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灭亡, 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关系, 也不会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之前而过早地出现。人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 既要避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的错误, 又要避免“抽象发展”、无限夸大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心主义错误。正像事物的发展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一样, “暴力”与“和平”、“革命”和“改良”也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要求我们在“革命”和“改良”的关系问题上, 也要防止“左”和右两种倾向。

  注释:

  1 (2)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2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489-492页, 第495页。
  2 (2) (3) (4) (7)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4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1029页, 第1099-1100页, 第1100页, 第1100页, 第114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759页。
  4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2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384页。
  5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6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1701页。
  6 (4) (5)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10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3044页, 第2984页, 第3043页。
  7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2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392页。
  8 (2) (3) (4) (5)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11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3329页, 第3331页, 第3333页, 第3333页, 第3333页。
  9 (2)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11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3330页, 第3332页。
  10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645-646页。
  11 丁祖豪等:《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3页。
  12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14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4031页。
  13 李凤成:《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主张及其历史贡献》, 《求索》2012年第5期, 第68-7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3页。
  1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650页。
  16 张光明:《马克思恩格斯如何看待革命与改良---“马恩晚年转变”辨正》,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第34-38页。
  17 应学犁:《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中的角色》,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5年第2期, 第139-149页。
  18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 (第10卷) ,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第298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16页。

原文出处:[1]王敬华.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述论[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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