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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影响基层公务员公共行政道德的因素探究

时间:2020-02-12 来源:攀登 共9932字
作者:王淑婕,袁志萍 单位: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摘    要: 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与广大民众接触最直接、最频繁,其行政道德状况影响力广泛深远,具有强烈的示范引导价值。本文基于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实证调查,分别从历史文化视角、经济社会发展层面以及主体自身特征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影响广大基层公务员队伍公共行政道德的多维因素,为更加有效地完善行政道德建设、提升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水平奠定理论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 行政道德; 基层公务员; 民族地区; 影响因素;

  古语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话强调了为官者自身道德素养状况对社会道德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因此,作为直接服务于基层民众的领导及非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这部分群体的“蝇贪”“微腐败”现象往往直接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最易引发群众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然而,其行政道德相关问题却未得到应有关注,以2019年中国知网文献检索为例,“领导干部道德”为题的文献检索量为847篇,而“基层公务员道德”为题的文献检索量仅为28篇。缺乏理论关注、研究使得现实中“小官巨贪”等败德现象不仅带给群众震惊困惑,也对基层稳定和民族团结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调查实施的QH省8个地级政权建制中有6个民族自治州,46个县级政权建制中有7个自治县、395个乡级政权建制中有28个民族乡,整个民族自治区域面积占到全省总面积的98%。截止2017年末QH省公务员总数为5万余人,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公务员人数比例占全省公务员总数的74.55%,区县以下公务员(含乡镇)共计3万余人。鉴于此,本文基于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调查梳理、归纳和分析影响广大基层公务员队伍的公共行政道德的多维因素,以期能为更加有效地完善行政道德建设、提升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水平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准备。

  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历史文化维度分析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发不同的道德观念。作为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有着相对稳定而鲜明的社会结构格局,即:有别于西方以个人为基础的“团体格局”,保持着以家庭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是“从己向外推出去形成的一根根私人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范围”,其社会结构决定了基层社会的道德思想和体系就是由“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的一种道德观念”而构成,很难形成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笼罩性的道德观念。[1]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作为现代科层组织中的一部分,虽具有现代组织化特征,但同时也是横向联结基层社会网络的结点,其行政道德认知、情感、意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差序格局社会道德文化的影响与塑造,对基层行政主体的行政价值观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官本位”思想沉淀延续

  自秦朝开始,两千多年来我国在高度集权的宗法制与君权制的影响之下积淀了丰厚的“官”文化传统。自古至今,把“有无官职、官职大小”作为评判一个人地位与价值的唯一标准的这样一种“官本位”思想几乎是根深蒂固地积淀于我们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血脉里,印在大多数国人的意识当中,蔓延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且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影响着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行为。《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体现了“治国、齐家、修身”和“修身、齐家、治国”内向和外向两条路线,正面和反面两种说法,[2]对外“为官可报效国家”,对内“为官可光宗耀祖”,在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模糊了“群与己”“公与私”的界线。QH省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调查显示:选择公务员职业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3]对于公务员社会地位的追求是当下中国基层社会“官本位”思想的现实反映,而稳定与收入亦可视作对家庭责任的一种担当。而认为自己在行政工作中能做到“对群众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的仅占39.2%,几乎一半的被访者选择“一般”,而11.2%的被调查者则坦言“做不到”。由于在传统社会“群”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站在差序格局的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就可以说是“公”。所以“为谁负责”的问题表面上看是长官崇拜和官位崇拜,实际上反映的不过是从“自己”(公务员)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业缘关系)里的较近一圈而已。因此,民本思想、为民立场不能仅从理念上传扬,更需要运用制度的规范将其向内圈收拢。

  (二)人情关系文化牵绊侵蚀

  梁漱溟先生也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既非个体本位,也非团体本位,乃关系本位。”[4]在差序格局的基层社会中,社会关系是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5]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本地人占比偏高,很容易建立以血缘、地缘等为圆心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网,形成以公务员职业资源为依赖的“业缘圈子”交互支持网,以关系来判断谁是圈内人,谁是圈外人,并依据内外亲疏程度,区别对待。人情关系往往成了基层社会生活和活动得以运行的潜规则,人情文化作为利益整合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扩散并渗入到了基层社会的每一角落。同时,对于身处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公务员而言,错综复杂的宗教关系、宗教文化对其行政道德的影响亦是不可小觑。
 

民族地区影响基层公务员公共行政道德的因素探究
 

  越是到基层,越是熟人社会。虽然难以取得准确数据,但调研中时常有反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亲属关联和“背景关系”问题。因熟人而形成圈子,因圈子而成为熟人是基层社会“圈子腐败”的前兆。近年来,随着《公务员法》出台实施,公务员招录实行严格的“凡进必考”制度,不断打破了地域限制,甚至有不少发达省份的生源加入QH省民族地区公务员队伍。但是,该地区大部分基层政府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相对较差,一些乡镇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常年风沙干旱缺氧,各种自然灾害频繁,一些外地学生考录上岗后体能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下形成了许多民族自治县、自治乡和自治村,这些民族地区往往有自己的语言,而大量的行政工作需要进山入寺与当地百姓面对面地打交道,不懂语言开展工作非常艰难。如调查的QH省民族地区世居民族有六个,仅回汉两个民族使用汉语交流,蒙藏两个民族既有民族语言也有民族文字,而土族和撒拉族虽无民族文字,但日常交流常使用本民族特有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新招录的公务员“留得住”,不得不向当地生源适当倾斜。因此,基层公务员群体血缘、地缘关系密集且复杂交织的现实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在行政管理制度日趋现代化的今天,基层公务员群体都加倍承受着建构在宗族、血缘、地缘关系之上的人情文化。那些盘根错节而又绕不开的“人情”牵绊,对于公务员是行政智慧的考验与磨砺。但对于严重受制于以家族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束缚的基层公务员,则可能延续“重”人情关系、“轻”法理规则等传统腐朽价值观念,引发行政道德价值观的扭曲和行政道德行为的失范。

  (三)传统小农意识渗透浸染

  近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现代化推进,基层民众包括基层公务员的创新精神和竞争精神也大大增强了,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基层公务员的观念及其行为。“安之乐之、知足安命”的小农意识在一些民族地区表现得格外明显,受宗教传统的影响,民族地区民众对物质生活、经济发展的诉求较之非民族地区低了许多,而且民族地区受制于自然地理、生态主体功能区划分等社会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条件也与非民族地区不可同日而语,这使得基层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僵化、不思进取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氛围。

  在地处高寒、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一些基层公务员由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相对闭塞、狭小,再加上知足安命观念的渗透很难发现自己与外界的差距,或者是看到差距太大而甘于平庸落后,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和全局的利益,对外来的新观念新事物很排斥。据一位接受访谈的社会组织负责人讲,在社会公益活动项目落地时受到地方官员的质疑、盘查,比如资金来源是不是境外支持?会不会引发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和社会稳定?被访谈者无奈地说,其实归根结底是怕对他的政绩和官帽产生潜在风险,而非“以民为本”。1这种求安稳、重小利的现象在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并不少见,甚至还有一些基层公务员认为能够坚持留在这么艰苦的地区工作,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贡献了,使得他们不愿意主动触碰和解决矛盾,更不愿主动承担创新工作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个群体行政道德失范的可能性。

  (四)“道德人”假设和“贤人”政治误导

  从历史维度纵向考察,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对人性的认识建立于“道德人”假设之上,长期追求“内圣外王”的“贤人”政治,希望由高尚完美的“道德完人”来统治,导致行政道德过多偏重圣人道德,而对于具有常人道德属性的职业道德规范约束不足,忽略了运用道德的层次性特征来指引不同层次群体的行为。基层公务员作为“公共人”的同时,也是“经济人”,而且因为身份地位的特殊性,面临更多更复杂的角色、利益和权力的冲突,是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复杂人”。

  忽视人性固有缺陷,过份强调“人性善”,要求所有行政人员达到“至善无私境界”则会让道德责任人产生“可望不可及”的道德堕距感,反而失去了道德指引的普遍性价值。如前所述,被调查基层公务员选择职业的主要动因是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在这样的职业期待下,我们应该适时反思对公务员的道德教育和规范要求是否存在过度拔高和脱离实际的问题?特别是身处当下市场经济的金钱、物欲包围、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和飞涨的物价,以及不高的工资和升职空间狭小的现实状况下,忽视基层公务员的合理利益诉求,要求基层公务员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单纯强调通过自觉、自律,反而使得大部分基层公务员因为难以达到这种纯粹、高尚的道德境界而降低对自己行为的道德标准,甚至放弃了追求“高尚”道德,利用道德规范的模糊性和指向弱化寻找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无形中促发了行政过程中人情导向有余而理性导向不足,引致行政道德失范。

  二、“理性”人的“非理性”: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经济社会维度分析

  按照康德的观点,人具有理性,它在本质上是普遍的,高于私人快乐的一切任性和滥用。因此,虽然他也承认人有欲望和倾向,但认为这种欲望和倾向是感性和病态的,是“低级本性”。[6]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康德强调遵循道德规则、履行道德责任、承担道德义务,但对于如何处理理性与欲望的对立,即,追求欲望满足的“非理性”行为的普遍性,他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罪恶之谜在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同样是恶的基础,“利益在后面推动着所有种类的德性和恶性”。[7]作为行政道德主体的公务员,道德的普遍规律不能脱离人的双重本性,也不能超乎于社会关系的本质,更不能外在于行政个体并与个体相对立,否则很难真正对行政个体产生影响。特别是我国社会已步入快速转型期,社会转型引发的价值多元、市场经济运行失灵、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政府失灵等问题,致使全社会面临着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的混乱无序风险。上述现实问题与潜在风险本应由各级行政人员作为责任主体运用政治智慧和行政服务去转变化解,然而,行政主体的行政道德观及其行政行为却也同样深受其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

  (一)多元价值观并存导致群体道德困惑

  社会快速转型期我国呈现出多元文化价值观共生局面: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西方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当代社会价值观同时存在。[8]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对自己或他人的任何一种行为,找到可以获得肯定或者否定的价值评判依据,社会实践因此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德困惑的影响”。[9]

  价值观多元且共生并存的现实状况影响着公务员群体道德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性。调查显示:民族地区80%以上的被访基层公务员能够意识到身边发生较多的道德不良现象2,分别是“巧言令色者吃香,老实干事者吃亏”“部分人利用手中权力得到种种好处、实惠”“群众不认可无所谓,和领导关系密切就有好处”以及“不跑不要得不到提拔重用”等,但是当要求其对身边不良行政行为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判断时,认为上述道德失范行为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的比例之和均未超过10%。这充分反映了在多重价值观道德并存、新旧道德规范交替的今天,基层公务员由于缺乏高度道德自觉和理性批判精神,表现出的道德认知困惑与道德评价标准的不一致,以及对行政道德失范现象的容忍、默许和效仿趋向。

  (二)高经济增长下的行政群体心理失衡

  当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分配不公,个人利益发展诉求受限的现实联接时,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就不可避免地受其深刻影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层级中的基底,基层政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各种各类文件、会议精神传达,各项具体民生工作的宣传、落实,任务的下达、完成、监督和检查最终都要由基层公务员落实执行。而且只要上级部门有新的工作任务布置下来,作为基层工作的实施者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分昼夜的去完成。所谓的“5+2”(五天工作日加两天休息日),“白+黑”(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连轴转)就曾经是基层行政人员的首创与日常工作写照。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基层公务人员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不仅不能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公务员相提并论,就连与我国内地中等发达地区县市的基层公务员也无法比较。本次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被访者不满意自己目前的晋升现状,这样的现状极易滋生“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怠政情绪。

  民族地区基层行政人员低工资、低发展机会与高强度工作、高身心成本两者相较,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部分基层公务员的不满情绪以及诸如“补偿心理”“攀比心理”“侥幸心理”等一系列不道德心理状态,甚至有一部分基层公务员萌生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谋取私人利益的意识和行为,以求自己在付出与得到之间实现所谓的平衡,进而导致违反行政道德规范的现象发生。

  (三)制度体系缺陷导致权力扩张滥用

  西方哲学在秉持“性本恶”理念前提下,认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换言之,权力无限扩张的倾向决定了必须重视外部制度的监督和制约。但我国传统笃信“人之初、性本善”,虽亦信社会环境对个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影响力,但由于相信个体生而具有“善”根,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氛围,人性之善必然会得到彰显。因此传统上就缺乏必要的制度体系设计和严格执行程序。

  首先,缺乏赏罚分明的行政道德奖惩制度。一方面,公务员行政道德考察与薪酬福利关联度不大,难以从物质层面激励行政道德的提升和完善。公务员的薪酬福利一般是按职级、年限和学历等要素来确定,薪资水平较为固定,不能体现绩效薪酬,更难以将薪酬与行政道德考察结果相联系。同时,年度考核形式重于效果,几乎没有考核不称职的登记。从我们在各调查区域了解到的基层公务员考核结果来看,不称职人数仅占参加考核总体人数的0.01%。这样的考核结果就是“只要在岗工作没有效果好坏之分”,根本不可能达到年度考核所追求的奖勤罚懒,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其次,缺乏强力有效的行政行为监督制约制度。目前我国民族地区不仅面临着普遍意义上的监督机制问题,还突出表现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乏力分散。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本身的文化知识水平低,对行政政策法规等相关知识了解不足,对于监督的意义、监督的内容、程序认识不到位,所以不知如何监督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同时,受长期封建专制思想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畏官、怕官心态依然严重,不敢对当官的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控告,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个别基层公务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方面有恃无恐。

  再次,缺乏高效支撑的道德教育制度。在地处偏远的广大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在完成和应付繁杂的日常行政工作当中,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严重缺乏。调查显示:基层公务员通过集中培训形式,学习了解公务员行政道德的仅占调查总人数的2.9%,这导致为数不少的基层公务员对相关的行政道德规范认知很模糊,将公务员行政道德混同于一般公民道德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针对近年来大量考录的新增公务员群体,如果道德培训教育工作不能加快改善和跟进,新任基层公务员因社会阅历经验尚浅,民族地区宗教历史文化关系错综复杂,其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行政道德认知和养成不良行政道德习惯,丧失道德自我约束能力,潜在地增加僭越行政道德底线的风险。

  三、德性完善的内化仪规: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主体维度分析

  “道德规范本身没有独立自为的特性,其作用就是为了对行为进行规范、进而涵化心灵和情感”。[12]通过上述论述可以发现,一个社会的道德力持久稳定地发挥作用的最佳方式,最终依靠道德规范的内化。内化的道德标准需要从行政公务的历史形态和经验中提炼,需要道德主体产生从“必须”到“应当”的价值认同,只有扬弃普遍规范的对象性,将其为内化为主体意识,才能实现由“道”向“德”的转化。[13]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呈现出纵向快速发展,横向对比相对缓慢稳定的特征,道德观念、行为、体系的出发点仍然不可忽视传统社会结构的惯性力量,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克己修身”仍具有现实的生发土壤,但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社会流动增强等外部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队伍的构成及自身特点也成为导致该群体部分成员发生行政道德失范问题的内在原因。

  (一)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群体结构复杂

  通常认为我国公务员体系呈现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但本研究调查显示,金字塔结构仅真实反映了公务员的职级结构,从行政区划上看,基层公务员规模并不呈现明显的数量优势,QH省的县区级以下基层公务员占全省公务员总人数的53.6%,与省、市级机关公务员的规模相当。而民族地区相比内地而言,不仅地域辽阔、服务半径大,且受宗教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育、政治形势等多因素的影响,日常行政管理和服务成本更高,同时也承担着更高的行政道德责任风险。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党政机构中,特别是行政执法相关部门,限于人事编制派生出日益增多的“编外人员”,因为工作需要,常常从事与正式公务员相同的行政工作,直接面对基层群众。这些“编外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为基层公务员队伍整体道德评价及可能的道德偏差埋下了隐患。

  另外,目前公务员考录延用的是80%笔试成绩结合20%面试考核的方式,涉及考生道德素养方面的内容非常之少,大多就是笼统地要求考生没有违纪违法记录,这种形式对于剔除那些报考动机已经掺杂了不良行政道德素质的考生显然难以奏效。特别是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工作生活环境艰苦,又须考虑双语工作需求,所以在准入条件上一降再降,使得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各方面素养,包括行政道德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样的现实导致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整体行政道德素质仍然呈现出参差不齐、行政道德水平和能力相对不足的现状,群体自身结构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优化,存在较大的行政道德失范风险。

  (二)行政道德素质与多重角色要求之间张力过大

  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大部分来自于基层,无论是个人成长历程还是职业发展经历,都是在与基层群众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他们对于基层群众的境况需求、期待和意见最为清楚,这些使得他们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政工作环境常被基层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氛围所裹挟,在处理诸如维稳、草山纠纷等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社会关系及文化习俗羁绊,甚至是民族宗教、宗族部落的影响,他们需要根据不同场景不断调整自我行为,以符合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角色需求,因而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道德责任冲突和角色冲突。

  作为承载着履行公共职能,维护政府形象的基层公务员首先需要满足职业角色要求,无条件地履行地区行政工作,但作为具有经济理性的普通社会成员,基层公务员同样需要面对来自家庭和个体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该群体面临的最严重角色冲突来源于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夹杂着私人利益,特别是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个人收入待遇离不需考虑自身利益而心无旁骛地充当好“公共人”还有距离的情况下,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灰色地带”给“天高皇帝远”的国家权力基层执行者留下打法律擦边球的机会,也将其置于行政道德的角色困境和冲突之中。长期处于高尚理想与现实角色困境的艰难选择中,可以说是作为行政道德主体的基层公务员自身固有的、且在现实行政过程中很难完全克服的局限性,要求基层公务员拥有在种种复杂矛盾关系中进行正确选择行政行为的能力,如果不能处理好内外角色间的冲突,道德妥协、道德缄默,直至行政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

  (三)“为民服务”的行政道德目标意识弱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是行政道德追求的终极目标。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决定了其行政行为的价值取向不是个人利益,只能是执行公共权力和维护人民利益,基层公务员是否认同这一点体现了行政道德主体对行政价值观、行政道德目标的清晰把握和内化程度。然而部分基层公务员权力观念的偏差不仅折射出基层公务员对行政道德目标的认知模糊,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弱化,同时也表现为在日常行政工作中不能完全做到“权为民所用”。真正全面落实“为民服务”行政道德目标任重道远。值得注意的是,访谈中有基层公务员认为自己在职业身份上行使公权力,应该是“权为民所用”,但从公民身份上,应该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有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因此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贯彻上,该群体是存有困惑和摇摆的。这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才能更好地回应“为民服务”的行政道德目标意识弱化之现实。

  四、余论

  儒家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用基层老百姓的话就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作为基层社会公权力的执行者,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不仅是中国基层社会各行各业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体系的“龙头”,也是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示范与表率。

  通过对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影响因素的多维度分析,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要实现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的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必须要不断确立和强化基层公务员“为民服务”的行政道德价值目标,使其明确行政人员不是简单地为自我实现而工作,而是以增加公共福利的方式为人民服务,[14]促使其无论是在对于社会财富分配和再分配权力的运用,还是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运用中,都能“守住初心”用之于民;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既要矫正基层公务员群体对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片面理解,避免物质利益观过度强化而扭曲成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俘虏,同时也要纠正过度强调无私奉献,关注维护基层公务员的合理利益诉求;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要求下,既要提倡相信人性善,同时也要谨防人性恶,基层行政道德建设更应“摈弃贤人”政治误导,避免大而化之的道德原则和“高不可攀”的道德楷模,注重行政道德要求的明确性、操作性,易监督性和可实现性,引导他们树立和践行基本的行政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准则,以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作为立足点,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好群众,并能有意识地抵抗不正之风。只有基层公务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首先在基层社会建立强化道德权威,产生上行下效的道德影响力,国家整体的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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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访谈内容源自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藏区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研究”实地调查。由于社会组织的受益对象大多数都处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因此社会组织推进项目落地,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也深刻地暴露出代表基层政府与之互动合作的基层公务员群体之行政道德素养和内在影响因素。
  2对于作为行政道德主体的基层公务员而言,道德失范现象的调查属于敏感性问题,为保证效度,反映道德不良行为存在的真实状况,课题组没有直接询问被调查者本人的道德失范行为,而是收集了被调查者对“身边不良道德现象”的感知度,间接反映基层行政道德失范现状。

原文出处:王淑婕,袁志萍.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影响因素多维分析[J].攀登,2019,38(06):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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