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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外交对国际体系演化全过程的影响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4-09-10 共9521字
论文摘要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在关注和思考信息革命及其催生的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技术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影响。黄凤志、蔡翠红、田作高和俞晓秋等国内学者都做出了成熟的思考与研究。这些学者都赞同一个观点,即信息革命及其催生的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技术将逐步推动现存国际体系的演变。这些著作都把重心放在信息时代下知识经济、网络技术等新事物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民主化进程和南北发展问题等国际体系重要构成的深刻探讨上。不过,国内学者运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论证这些作用机理的自觉性相对不足。西方学者在此方面则做出了更为成熟的思考,他们结合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浪潮探寻新的外交理论范式及其新表现形式、进而思考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笔者结合李少军、刘鸣等研究国际体系权威学者的相关理论观点,参考西方学者相关理论范式的新思路,尤其是鲁杰(JohnG.Ruggie)的国际体系演化理论,从学理上更深入地论证信息革命对国际体系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作为新时期网络技术与(公共)外交系统耦合的产物———网络外交如何贯穿并施加影响于国际体系演化的全过程。

  一、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视角

  国际体系,又称为国际系统,一般指的是一个有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根据系统论观点,国际体系也可以理解为根据主要行为单元在全球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地位进行分类和排序,从而确立的较为稳定和持久的一种国际关系架构和态势。国际体系具有稳定性、紧密型和整体性,但在一定因素的作用下,它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国际体系有两种基本的变化方式。一是设计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和构成单位。例如,国际体系是否改变了其无政府状态,其基本行为体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二是设计体系内成员间权力分配的变化,各主要成员国(大国)相对实力的消长也会引发体系的变化。

  对于国际体系的变化模式和方向,三大主流学派有不同的解释。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秉持周期论来探讨国际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变更。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学者认为,如同呈现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国际政治也同样存在着复杂而又有规律可循的周期,而且对于特定的周期而言,一般都有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集团)主导着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发展因霸权的更迭和权力转移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特点。而这种转换的动力在于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竞争危机(一般表现为霸权战争)。

  新自由主义学派则更多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美国的相对衰退,致使现有的国际市场分工体系及其国际制度出现一定程度的紊乱,相应的公共产品无法稳定供应。此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深入,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欧盟等大国或国际组织形成互动机制,增信释疑,建立大国协调机制。通过加快国际制度建设,确保国际体系朝着更为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建构主义则从观念结构入手,强调文化变迁和认同变化在国际体系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指出,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促使国家间形成社会学习,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国家的文化选择。这其实也是一个集体认同变迁的过程,它有助于转变无政府性和自助逻辑,进而促成国际体系的演变。

  温特的建构主义观点从文化观念角度诠释国际体系变革的机理,突破了传统学界的惯性思维。不过,至于文化观念如何在时间光谱当中作用于国际体系下的各类国家形成集体认知的变迁,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似乎有待进一步深入。对此,鲁杰借鉴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进一步完善建构主义对国际体系演变这一重大命题的研究。

  鲁杰认为,新现实主义从个体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的角度去探究国际体系,只看到和探讨了国际体系的限制性规则,而忽视了国际体系的构成性规则,从而把国际体系假定为业已存在的固有事物,而不去探究国际体系的起源与演变。鲁杰认为国际体系具有主体间性、二元性(即结构既限制行为体的行动,又使行为体的行为成为可能);而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力正来自于单位分异和交往密度。如此一来,鲁杰认为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事实上是一个三维的过程。首先,在实践维度上,他把国际体系结构视为一种构成性规则,强调实践在建构该规则中的作用,结构只有在实践中才会获得动力和灵活性。其次,在时间维度上,鲁杰借鉴了法国年鉴史学派理论,把时间理解为时段的延续和不同时间形态的组合,可以分为短、中和长期三时段。在他看来,长时段对应的是黄仁宇所言的“大历史”,中时段对应的是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而短时段则对应的是发生在历史长河中的某个独立事件。对于国际体系结构而言,人口状况、自然资源等“社会现实因素”在不同时间形态中其含义也各有差异。在短时段,人口因素与自然资源更多表现为冲突和互动;在中时段,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与否取决于人口与自然资源是否能够实现协调发展;而在长时段,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性则取决于一种由国际机制所表征的社会承受能力,用以实现人口因素与自然资源间矛盾冲突的“自我纠错”,或者说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为国际机制所克服。最后,在空间维度上,在交往密度的作用下,国际体系结构也呈现出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对于国际体系空间(领土性)的建构,它离不开物质环境、战略互动和社会认知三个既相互关联又不可替代的方面。随着交往密度的提高,国际体系的进程愈发制度化。

  鲁杰的这种思想同约瑟夫·奈(JosephNye)的相互依赖理论如出一辙,即随着国际社会上不同行为体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互动更趋于机制化。其中,跨国网络、全球公民社会不断趋于成熟,这些因素促使国际体系的空间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

  当然,原有的国际体系不会彻底消亡,各种体系分异原则与集体意向并存。当这种分异原则占据主导地位时,新的国际体系会出现。

  而这种新的国际体系,其特征类似罗斯诺“两枝世界”论中所言的“权威领域”在增加、安全共同体因素上升、民族国家绝对主权原则与自助观念在淡化。鲁杰对“后现代性”的理解,呈现出一幅“新中世纪主义”图景。首先,国家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压力,其治国方术受到挑战和约束。其次,国家受到超国家主义和次国家主义力量的掣肘,原来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开始转向区域主义或次国家主义。最后,传统的国家空间和疆界已经被现代技术所突破。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时空概念,体现为时间加速和空间重构。

  鲁杰国际体系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从限制性原则与构成性原则的角度观察国际体系的动态发展,并从时间、空间与实践三个维度探究其演化趋向。

  从不同时段考察不同时间形态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情况,又从空间性对国家属性、所处物质环境、社会认知与战略互动等进行一种建构主义思考。该理论精妙之处在于以交往密度即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来支撑其理论全局,并以此回答了国际关系学界争论已久的国际体系变革问题。尽管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会经久延续,并表现出一定的“惰性”,国家的行为也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但国家的身份和性质业已并将继续发生变化,从固定的、分离的、排他的现代领土国家转向多向度的国际政治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某种互动媒介和机制力量而持续发生的“交往密度”的加强将促使现代国际体系转向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变化。从现实考量,鲁杰的理论对当前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所产生的对国际体系的冲击影响极具解释力,信息网络技术正是国际体系时空转换的强有力媒介和强导体。

  二、信息革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国际体系的沿革是一种高级的社会运动形式,学界一般以三大标准来判断国际体系结构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是行为体之间的主要矛盾既是推动体系结构变革的主要动力,也是该体系结构的本质所在;二是处于全球权力中心层次的大国组合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如大国的联盟关系突变、大国集团的瓦解;三是相关大国的对外活动和功能内容的根本性变化,如国际竞争内容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科技竞争,都表征着一国对外政策取向和行为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以上三大标准中如若有任何一个出现,都足以说明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正在或已经发生变革。其中,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判断体系变革完成的终极标志。但国际关系的实践复杂、影响因子众多,所以具体某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较难把握。

  而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和外交行为及国家集团的分化组合容易决策和取得一致认可,所以学界一般接受某一个重大事件或新行为内容功能的出现作为体系结构变革的基本标志。基于信息革命对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巨大影响,它自然也被视为国际体系变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并且对国际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形成“单极多强”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学者在“看空”美国霸权的历史命运。所谓的“美国霸权衰退论”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日本与欧洲的经济崛起而一度甚嚣尘上,这种声音一直绵延到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前后。不过,学界较为统一的看法是,美国这种衰退是相对性的衰退,但即便如此,美国在可预见的时间里面,这种单极的优势依然明显。莫德尔斯基就认为,从长周期看,美国的霸权的确处于“分散化”的阶段,但其霸权地位还是十分坚固的。这里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缺乏有力的挑战国。苏联已经解体,日本因为国家属性问题而“先天不足”,而中国则因为人口负担等问题,也不足以实质上挑战美国霸权;二是世界地缘经济的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美国依然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三是世界经济正处于“扩张期”(主要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新经济”发展态势及影响的判断),在这个时期美国依旧获得了在信息、材料、太空等新兴产业的支配地位。

  随着信息产业的兴起,1996年约瑟夫·奈和欧文斯在《美国的信息优势》一文中认为,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世界,信息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权力,信息权力作为软实力的核心正日益影响国际事务的变革。约瑟夫·奈也断言,谁能够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能够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他认为美国掌握了这个主导优势,并可以凭此消弭美国硬实力的式微,进而延缓美国的衰退周期。

  当代信息化浪潮肇始于美国,在美国成熟的工业社会母体中孕育而生,并在冷战时期严峻的军事安全形势刺激下迅猛发展,目前仍处上升阶段。已经跨入信息化社会门槛的美国,凭借其超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巨大的信息储备量与纵深发展的信息共享网络带来的信息积聚和增殖效应,在信息化与国民经济全面融合对接的进程中,以几何增速的方式在国内实现空前的财富积累与科技、观念、制度上的革命性创新,而在国际社会中则引领信息时代潮流并主导着相关规则与议程。信息化带来的丰厚的战略红利终而筑起美国综合实力的坚实地基,在后冷战时代对其单极霸权地位的巩固和支撑作用依然强劲。尽管时下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加速推进自身的信息化进程,并且在绝对意义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美国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科技水平、产业结构、科技人才储备和观念意识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此一来,由信息化蕴含的战略势能也就存在一定的级差,故而在“中时段”“多强”对美国单极霸权的制衡与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挑战尚需时日。

  此外,信息技术理论上的共享性并不能掩盖现实国际政治中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存在。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美国凭借其技术的领先优势和规制的主导性,遏制他国对信息技术等软实力的开发与占有(如通过限制技术出口、争夺科技人才等方式来实现),形成一种“信息霸权主义”。

  当然,有鉴于信息战略势能的重要性,中国、欧洲等“多强”力量正在规划信息化发展战略,并通过资源整合力求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抢占信息化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由此,对“一超”、“单极”的制衡作用日渐凸显,单极与多强间的互动和斗争也随之白热化、复杂化和长期化,并伴随着新世纪国际体系变迁的始终。

  (二)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推进世界政治民主化进程

  全球公民社会(又译为全球市民社会)主要是指以全球意识、全球价值为取向、以追求公共目标为活动目的的非政府领域,各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部门和社会运动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兴起的时空特征来看,全球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空间的兴起,它更是信息技术发展、世界范围内人们得以超越国家直接行动的产物,信息技术赋予了它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空前的活动领域和能量。首先,信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交往和生活方式,有助于培育全球公民文化意识。信息革命一方面通过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利用减轻了人类的劳动强度,增加了人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人交往的时空限制,人们在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性交往过程中逐步强化相互依赖的全球意识。其次,信息革命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志愿者队伍和适宜的社会组织架构。信息社会催生了一大批以脑力劳动为谋生手段的“新中间阶级”,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秉承一定的新文化价值观,对外部世界的信息需求与日俱增。同时,与信息化时代应运而生的是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与资源共享;最后,信息革命拓展了全球公民社会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的技术空间。非政府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各类网站、网上论坛发表意见甚至发动示威游行,对政府决策施加压力,进而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同时,“赛博世界”的问世使得“虚拟社团”成为非政府组织的最新表现形式。每个成员都是该虚拟空间的一个信息代码,他们因为国籍族群概念被淡化而重获归属感。可见,全球公民社会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的背景下,影响国内政治的私人领域、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不断全球化的过程。它是在对人类利益共鸣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方式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第三行为体”。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民主化一般指的是“各国事务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社会的事情则要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科技全球化的加快,得益于信息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技术———为全球沟通、世界舆论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在追求全人类福祉、价值和尊严的呼声得到回馈;同时依托漫无边际的虚拟网络,世界文明的多元化与主权国平等参与同时发展,多元行为体活跃于世界政治。

  这使得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多了一层“人民中心”的意蕴,在经历“公民技能革命”后权力开始重组、国际机制开始重建,以体现包括公民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意志。换言之,“国家中心”与“人民中心”理念的并行不悖使得世界政治民主化初露端倪。

  (三)引致信息软实力竞争白热化

  信息革命改变了传统的国家竞争和对抗方式、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以及知识力量与人的作用。它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工业经济仰赖土地和货币财富等禀赋资源的增长方式,使得建立在信息空间和网络技术之上的知识经济得以形成并改变传统经济增长周期;另一方面信息还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传播本国价值观进而侵蚀他国文化和教育主权的武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博弈中,信息优势无疑成为信息时代的关键,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资源和信息优势本身已经成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信息革命引发社会文化的变迁。信息革命催生了新的技术软件以及高新产品,引领着物质文化的潮流。此外,为适应开放性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需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需要改变原有体制和管理制度,引进先进技术及其管理体系。制度文化变迁的同时也使得自由主义思潮挣脱主要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传统家族关系,进而引发观念文化的悄然变化。其次,掌握信息优势的国家,在相关问题领域当中获取了“议程设置”的能力,知识信息成为界定权力的最主要因素,凭此以更为“文明”和“合法”的方式建构、修正和维持相关的国际机制。最后,信息革命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第四媒体”———互联网。这种新媒体与知识、信息联为一体,在一定利益取向和领导意志的作用下,对一国国际形象和利益权力分配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信息革命创造出超越国境的虚拟社会网络,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吸引力、合法性和可信度的竞争。于是,分享信息并使人信服的能力成为吸引力的资源。概言之,在全球信息化时代,软实力的相对重要性会增加。

  基于此,各国将以信息和技术为主导的软实力作为当前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知识经济、加强网络技术的攻坚和自主产权的掌握,善用网络新媒介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力求扩大自身的话语权。

  (四)对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信息时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为跨境信息流(Trans border Information Flow,TIF)的全球流动提供了载体和推力,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发展,知识信息深刻地影响到一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社会与文化等领域。拉兹洛(Frvin Laszlo)认为,“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为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这将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改变规定世界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跨境信息流可以使信息输入国利用他国的信息等无形资源,找到并走上经济发展的捷径,使信息技术落后国家形成跨越式发展的“后发优势”,从而缩小国际体系内综合国力的差距。

  当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市场化改革,逐步放松通讯管制,重视教育与人才培训,试图通过全方位的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可否认,信息革命为后进国家提供了更多局部赶超西方的机会。

  不过,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基础、政府政策、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南北世界的“数字鸿沟”客观上在拉大;由于信息技术的不对称发展,信息传播的流量和内容也呈现出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信息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强烈的政治性,它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大众信息传播为支柱,传播代表一国的根本利益与主流价值观的信息知识以争夺民心。可见,信息传播不仅成为国家间冲突与对抗的主要工具,且使得国家冲突形式转向信息战形式。

  最常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信息网络作为其传播民主、人权的渠道,进而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务,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受到威胁。由此,如何维护“信息主权”和反对“信息霸权”成为信息化时代下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课题。

  诚如托夫勒(AlvinToffler)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言,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手中,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达到前者无法达到的目的。

  三、信息时代下网络外交的兴起与作用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技术(ICTs)的革命性浪潮席卷当今一切社会领域,推动各个领域都相应进行调整和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成为国际社会交往网络的重要基石。互联网的普及促使公共外交形式变得丰富而复杂,各种力量都在借助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观点,施展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作为一种新形势下新的公共外交形式,网络外交可谓是信息网络技术与公共外交系统耦合的产物。它是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为了适应信息传播技术革命的需要、实现国家利益和执行外交战略与政策,在遵守本国及其他国家互联网安全法律和管理制度基础上,通过运用信息传播技术手段所开展的一系列信息发布、政治动员和社会交流活动的总和,它是信息化时代国家外交形态的新发展。其新特点体现在主体多元化、手段虚拟化、议程即时化、互动人性化和价值民主化,而核心是澄清信息、供给知识和塑造认同。

  网络外交成为信息时代权力的战略性元素:一是通过开展信息文化交流、远程教育,可以赢得他国民众的信任;二是通过高端媒体形成足以影响他国的意见领袖———精英公共参与的局面;三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展示信息技术的软实力,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

  2002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年电子政府法案》,并于2003年底相应地建立起专事网络外交的“电子外交办公室”。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利用网络力量对国务院网站进行升级改版,在其首页新增了外交笔记、脸谱、附丽客、推特等网址链接,并设计了一些网络虚拟社区以提高本国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奥巴马试图通过优图(You Tube)和推特(Twitter)引导伊朗的公共舆论进而影响伊朗的大选,诱导伊朗局势朝着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而当伊朗公开宣布其核计划时,2012年美国启动了一轮攻击伊朗核计划的暗号为“奥林匹克游戏”的网络攻击行动,以破坏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企图。

  芬兰创建了projectfinland.org网站来与美国学生直接交流;而瑞典是第一个利用“在线社区”开启官方外交行动的国家,该国在虚拟社区“虚拟人生”(SecondLife)网站上建设一个虚拟大使馆,借助该平台与全世界的青年人进行互动,以数字化的形象向世界网民展示其文化历史景点并实现即时聊天。2003年加拿大利用网络促使公民在网上公开针对政府的政策展开“外交政策对话”,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尝试通过在线互动平台促使公民直接参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国家。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在2011年情人节当天向网友发出祝福的同时,介绍了日本独特的情人节风俗,拉近了与驻在国民众间的心理距离;日本外交部官方网站则下设一个网址,该网址向国内外民众推广日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甚至就教科书、慰安妇等敏感问题与网民进行互动,希冀破除他国民众对日的猜忌和敌对心理。

  综上分析,信息革命成为影响当前国际体系演化的一大重要事件。信息技术功能属性及其对不同国家民众社会实践方式的影响,意味着未来国际体系中不同行为体的“交往密度”也趋于加强,功能内容也在朝着“后现代性”的方向而转变。一言以蔽之,信息革命将逐步改变国际体系的互动内容和功能属性。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网络外交成为了新时期网络技术与(公共)外交系统耦合的产物。呈现勃兴态势的网络外交也必将贯穿国际体系演化的全过程,并起着深远的影响。

  自由主义者把信息技术的发展视为“自由民主的先知”,认为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将会通过扩大国家间的互动、理解与合作,克服国际社会上互信基础薄弱所引发的安全困境,逐步形成“多元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则认为,信息网络不但增进了国家间交流与互动,还增进了世界民众间的理解。

  虚拟世界有助于传播和共享一个共同观念———全人类利益福祉至上。这也促使国家慎重使用传统的国家机器,不断学习新的规范和文化,催生新安全观,进而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

  按照鲁杰的思想,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国际体系中多元行为体的交往密度,随着“地球村民”的交往与交流趋于密切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加速形成,世界政治民主化进程初露端倪。由此,一种全球文化哲学观正在形成,“人民中心”理念将逐步深入世界民众的心里。从中时段看,世界民众“人心思变”的现象将伴随着正处于孕育状态的“公民技能革命”,一同改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民族国家的绝对认同,国际体系开始朝着“后现代性”演变。此外,由于长期占据信息科技高地并引领着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美国将深入实施网络外交以增强和维持“信息霸权”;与此同时,由于其他大国和崛起行为体也在追求“后发优势”的努力,致使国际体系在演变过程中将长期出现信息单极霸权与多强互相牵制与抗战的格局。随着虚拟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权力政治(Real politik)逐步被网络政治(Cyber-politik)所取代。

  网络外交成为信息时代大国竞争的外在表现,也正是基于网络外交在“争取民心”方面的特别功效,国家间都在追逐信息软实力以抢占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只不过,信息时代网络打破了政策相关信息的垄断,民众与公民社会占据了更多的权威领域,政府主导的网络外交需要贴近、依靠和倚重民众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才可以发挥真正的影响力。而这种“人民中心”的外交思维和竞争倾向,正推动着国际体系在构成单位和价值观等要件上发生悄然的变迁。

  参考文献:
  [1]李少军,徐龙第.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J].外交评论,2007(5):23-29.
  [2]李军.知识经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3):3-8.
  [3]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1.
  [4]蔡翠红,倪世雄.国际体系解构分析:解构、变迁与动力[J].教学与研究,2006(7):46-52.
  [5]刘鸣.论未来国际体系变更的几种可能形态及其理论[J].国际观察,(5):8-16.
  [6]秦亚青,主编.鲁杰与国际体系演化理论[A].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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