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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恐怖势力形成的动因及其影响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4-07-09 共8107字
论文摘要

  一、 宗教基本教义与伊斯兰极端派的发展
  
  (一)东南亚伊斯兰教发展
  在早期伊斯兰教教义当中,并没有所谓民族或国家的概念,所有信教者也就是所谓的穆斯林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乌玛”,也就是由先知穆罕默德领导的穆斯林社团,这个社团的基础在于对伊斯兰的共同信仰,并不受语言、地理、文化以及种族的限制,当然这是个理想的“伊斯兰世界”.而当今社会所谓“伊斯兰世界”则是一个广泛的名词,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政治实体,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宗教概念或者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现在多数人提到的“伊斯兰世界”则是指综合政治因素、人口因素以及地理因素总体考量的概念。截止到 2013 年,伊斯兰合作组织共有 56 个成员国以及 5 个观察员国,这些伊斯兰国家从非洲大西洋沿岸向东一直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区,覆盖了北非、西亚、南亚和东南亚,面积 2 50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超过 10 亿。伊斯兰国家的原料出口约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40 %,其中石油出口约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50 %.由此可见,伊斯兰世界在国际社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泰国以及印尼也都有数百万的穆斯林人口,当然也会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要理解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区域政治、经济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

  伊斯兰世界除了政治因素、人口及地理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因素,在伊斯兰世界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伊斯兰宗教的影响。到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伊斯兰宗教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伊斯兰宗教对于这些所谓穆斯林地区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趋势在东南亚地区也同样发生,其中伊斯兰宗教的极端分子更是经常以恐怖主义的手段来表达与西方主流思想对抗的立场,这也对 21 世纪的国际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及冲击,其中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以及政治经济发展也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

  虽然现在很多人谈到恐怖主义,都会将其与伊斯兰教联想在一起,其实就伊斯兰宗教原本的产生背景可知,宗教原本就是在追求一个没有恐怖的世界,宗教应该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换句话说,宗教与恐怖主义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谈到恐怖主义与恐怖组织时,往往又为什么会和宗教联想在一起?这就与宗教冲突有关了.主要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世界观是“真主唯一”,也就是认定真主就是万物的主人,而穆罕默德就是真正的使者,也就是这种宗教信仰理念与基督教等主张神论的宗教产生了冲突。再加上,伊斯兰国家大部分长期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争夺所牵制,饱受战后摧残,也是形成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及犹太教的纠葛一直冲击着政治以及社会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在东南亚地区并不存在所谓真正的穆斯林,只有名义上的穆斯林,也就是东南亚地区仅处于以中东为主的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位置。澳大利亚伊斯兰教专家 Riaz Hassan 指出,阿拉伯文化往往被奉为是伊斯兰的圭臬,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则被否定。但全球化带来了多元资讯,地区伊斯兰将得以复兴,例如东南亚的伊斯兰就拥有一种不同的性格。

  事实上,东南亚地区虽然是伊斯兰教最后传播到的一个地方,但是伊斯兰教仍对此区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日伊斯兰世界在东南亚地区中既包括了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也包括了马来西亚、文莱、南菲律宾以及泰国和柬埔寨的部分地区,甚至还涵盖新加坡的一部分。尽管伊斯兰政党在印尼、马来西亚的政治影响力相当有限,不过伊斯兰宗教的影响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不过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似乎有被东南亚地区自己发展起来的穆斯林概念所取代的迹象,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更贴近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种发展其实就像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也产生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一样,任何宗教传到不同的地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所在地区化的发展,如此才能够更融入当地的社会中。

  但是,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不仅越来越激进,甚至个别区域已经成为“恐怖主义温床”,或者是反恐活动的“第二前线”.但是 2000 年后,包括印尼与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势力已经渐趋温和,同时也具备与民主政治共存的条件与能力,更别说 2001 年“9·11”事件后,“反恐”立场已逐渐成为此区域国家的共识。

  (二)宗教极端主义对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影响
  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密不可分。“原教旨主义”原本是用来形容坚信《圣经》中的传统教义,强调严格遵循基督教根本原则。所以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原本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当这种以对异己的不宽容为最大特点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不惜用暴力推行自己的“教旨”时,它往往被人们视为是一种宗教极端主义。

  20 世纪 60 年代,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世界越来越有影响力,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时,西方学者就将宗教极端主义强加给伊斯兰运动。久而久之,宗教极端主义因为强制禁止其他信仰,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所以慢慢地被人认为有贬义的意味了.

  其实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过去的背景主要来自于因穆斯林反省伊斯兰世界的衰落所引发的内部冲突,也即认为伊斯兰世界有改革的迫切需要。这种改革伊斯兰世界的迫切需求即便是使用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最初这种复兴运动通常称为“萨非主义”,因为改革目标在于恢复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新萨非派则主要着眼于西方扩张对伊斯兰世界所带来的压力与困境,这也是东南亚激进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不过,部分学者认为,东南亚激进主义的起因固然有其宗教背景,但后来的发展使得政治因素变得同样重要,特别是对独立后发展的不满,更是东南亚激进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伊斯兰激进主义这种不择手段的改革措施,主要的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激进主义以改革为宗旨,藉由各种暴力手段,主要的目标就是建立所谓的“伊斯兰国家”,而这个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过程则被激进主义者称为“圣战”.圣战这个用词在早期则是用来为伊斯兰帝国提供正当性的基础,也即扩张乃是为了建立神的全面统治的意思。无论如何,欧洲对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促使圣战概念进行了现代转型,加入了某些民族主义的因素。

  到了20 世纪初,埃及伊斯兰学者Sayyid Qutb 又进一步奠定“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基础。他认为世界和平唯有在穆斯林透过圣战发动“全球革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以色列复国后,这种概念又加上了“反美”与“反西方”的色彩。这一时期,在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概念中甚至认为欧美现代文明乃是腐蚀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根源,因此也只有经由圣战才有机会重建伊斯兰秩序。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为求突破此种殖民主义下不公平的困境,必须挑战现代化与西方的束缚。也就是在追求脱离束缚的同时,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与统治者不同的声音,这些挑战当权者的声浪,当然会对东南亚各国国内政治产生冲击。

  (三)东南亚国内动荡来源:
  分离主义、宗教族群纷争恐怖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并非新鲜事。冷战时期,它们多半由种族主义者与宗教基本教义派所推动。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部分东南亚国家过度积极地推动现代化运动,也导致重视传统的“伊斯兰极端派”势力迅速发展开来。特别是“9·11”事件后,这个问题更受到国际关注。

  大致来说,伊斯兰极端教派兴起的原因可以分为内在及外在因素两个部分,伊斯兰极端派兴起的外在原因,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浪潮与西方文化扩张冲击了伊斯兰世界的缘故。其实,早在 1920 年,诸如穆斯林兄弟会等团体就因为类似原因而出现。至于 1979 年的伊朗革命则为另一个重要代表,例如 Khomeini 及其支持者便是以复兴传统宗教理念为名,来夺取权力并控制舆论的。再者,20 世纪 70 年代的油价飙涨让伊斯兰世界获得了扩张的资金来源,而发生在 1979 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则不啻提供了一个用以团结伊斯兰世界的目标方向,这也是基地组织的成因之一。

  伊斯兰极端派兴起的内在原因部分,至少对东南亚地区来说,20 世纪 70 年代后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既引发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也导致了城乡差距与族权冲突等问题,再加上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断裂现象,这些都挑战着原本就相当复杂的东南亚社会结构.再者,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后续问题对于极端派势力扩张的影响也值得关注。例如,印尼苏哈托政权在 1998 年瓦解后,便引发一连串动荡,并让极端派有机会扩张影响力,类似情况也出现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与泰国南部。

  二、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特征
  
  恐怖主义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后冷战时期更朝向科技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这当然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特性的变化有很大关联。

  (一)国际冲突中的非国家行为体
  一定程度上讲,“9·11”事件象征着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具备挑战国家垄断有组织武力的传统。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二战以来的长期经济成长、市场自由化运动以及跨区域贸易的蓬勃发展,造成中产阶级的大量崛起以及区域整合的推波助澜,使非法生意与合法贸易同样发展。至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缝隙,在滋生贪污化的同时,助长了犯罪事件的发生。很多国际犯罪被认为是国际恐怖组织财源的提供者,它们利用毒品走私、枪械走私、甚至金融犯罪赚进大笔钞票,再使用这些款项支持国际恐怖袭击行动。尤其东南亚地区贩毒走私相当猖獗,因此打击国际犯罪,似乎也成为东南亚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配套措施。

  对多数国家与人民来说,诸如非法移民、环境污染、资源争夺、恐怖主义、种族冲突、有组织犯罪等跨国性安全议题,已经从边陲位置变成了核心问题。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他们相对脆弱,在面对跨国性安全议题时,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较为缺乏应对措施以及跨国性协调机制。在“9·11”事件发生后,更凸显了跨国性安全问题的严重性。面对“9·11”事件,居于全球霸权地位的美国,在所谓国际恐怖主义袭击时,似乎都无法避免悲剧发生,更何况是发展中国家,而亚太国家也是如此。

  后冷战时期以来,国家间为争夺领土与权力爆发的传统战争大幅减少,此时冲突大多具有国内性质。这种情形并不是说传统战争已经消失,国家所拥有的武装力量依旧重要,只不过在传统战争大幅减少的情形下,要适时修改国家安全的定义。正如 Simmons 所言,非国家行为体正改变着传统社会规范,挑战着传统国家政府,并逐步侵入高层政治领域.事实上,这些问题多数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是全球性问题。因此,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影响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一个首要特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还具有暴力与非暴力的特点,前者如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等;后者如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它们都对各国公民和整个人类以及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只是威胁的方式、程度、时间和后果有所不同。

  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形成与发生过程也与传统安全中的军事威胁与战争大不相同,像生态环境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是长期累计、逐渐演变形成的,例如像 SARS 等流行疾病和金融危机及恐怖主义国际化等问题则是扩散蔓延造成的。有时这些问题会以突发事件或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如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而且这些问题之间具有相关性,即某一方面的问题会引发其他方面问题的产生和危害效应的逐步扩大,如恐怖主义与贫困化、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彼此关联,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与恐怖主义相互勾结等。

  跨国犯罪问题在冷战时期经常被放在安全议题的末端,但到了 20 世纪末,许多主要跨国犯罪组织所拥有的财力与人力资源甚至比部分国家还要多。更甚者,不仅传统疆界不再是阻隔犯罪扩散的有效屏障,跨国犯罪者更利用主权观念与国际法力量薄弱的现实不断地进行国际整合。

  (二)非传统安全的治理问题
  既然非传统安全问题是跨国性的,那么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主要应通过国际双边和多边协商与合作、运用多种及综合手段来缓和、抑制和解决。当然也不排除采取传统军事手段,如对付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由于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地缘环境不同,面临的安全问题也就不同,大国与小国、地区中心国家和边缘性国家、全球不同地区的安全需求显然是不同的。不过,生态问题、资源短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仍是国际通病,是各国不同程度上所共有的问题。

  以东南亚地区的多边协商为例,1998 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六届东盟首脑会议上,各国便同意加强共同扩大打击跨国犯罪合作范围,包括个人和集体的毒品走私、洗钱、恐怖主义等,并通过了《河内宣言》。在2001 年文莱第七届东盟首脑会议上,各国领袖开始注重打击跨国犯罪的全球化趋势,并发表《东盟反恐怖主义共同行动宣言》,把反恐加入打击跨国犯罪合作范围。2002 年柬埔寨金边第八次东盟首脑会议上,10 国领导人就打击恐怖主义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东盟与中国在 2002 年金边高峰会议期间共同发表了《东盟和中国在非传统安全议题合作的共同宣言》,把打击恐怖主义列入合作范围。双方加强情报交换、人员交换和培训以提高能力建立、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共同研究和实务合作等。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也在 2004 年召开首届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这些都显示多边合作的发展趋势。

  尽管如此,代表霸权国家利益的单边途径也是不容忽视的。冷战结束后,出现了超级霸权国家,即美国,在霸权与中等国家甚至大国之间实力悬殊之下,似乎战争爆发的几率越来越小。因为过去战争的爆发极可能是中等国家或者是大国为了挑战霸权以期权力重新分配所引发的,但是在超级霸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拉大之后,中等国家与大国爆发战争可能造成权力分配的成本提高以及重新分配权力的可能性不大,自然就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几率。再者,超级霸权出现之后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维持和平相对重要,因此超级霸权也会压制战争的发生,来维护和平稳定。

  “9·11”事件后,超级霸权美国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发动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在中东地区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刺激了恐怖主义活动。“9·11”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频率似乎越来越频繁,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恐怖主义以及叛乱分子在内,其实跨国性威胁通常彼此间互有关系,例如恐怖主义与叛乱分子经常很难被区分出来,因为它们常与毒品走私和国际犯罪有关,差别在于单纯的跨国犯罪者目标只为赚钱,但是恐怖分子则有其政治动机。

  三、基地组织全球化扩散的影响
  
  谈到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基地组织扩散对于 21 世纪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基地组织
  要谈到当前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就不能不提到基地圣战组织。基地圣战组织前身是出现在1982-1984 年间的支持者之家(Maktab al Khidamat, MaK),其后 MAK 中间成员 Bin Laden 在 1988 年成立基地组织,活动范围从巴基斯坦、苏丹到目前的阿富汗。尽管基地组织不断地在各国活动,但其他组织并未因此被纳入基地组织,而是与其合作,让其扩大在当地国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伊斯兰极端组织(包括东南亚地区)也在基地组织的资助下重新活跃起来。因为在穆斯林聚集的国家中,多少都存在着若干伊斯兰极端主义派别,但其中多数在政府管控之下,势力都相当有限,而基地组织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状况。

  菲律宾是基地组织渗透进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国家,也是第一个国际恐怖组织进驻并设置行动指挥中心的国家。它吸引基地组织来此的原因,除了南部分离主义者的反抗对象是基督徒外,也由于该国法治松散。基地组织在菲律宾的主要合作对象是 MILF(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自从苏联入侵阿富汗后,MILF 便与基地组织取得联系,并曾派遣约 700 名人员前往接受军事训练。之后,身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 Mohammed Jamal Khailifa 在 1991 年前往菲律宾进行联系,于是开始透过财务与训练两个途径加强对MILF 的援助,MILF 也协助其代训 JI(Jemaah Islamiya,伊斯兰祈祷团)成员。与基地组织关系最密切的是 JI,透过彼此协调,他们共同在东南亚建立了几个活动责任区(Mantiqi),例如 M1 以马来西亚为基地,活动涵盖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泰国南部,M2 以苏禄与爪哇中部为基地,除苏拉威西与加里曼丹之外,活动涵盖整个印尼,M3 以菲律宾为基地,活动涵盖文莱、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捞越与沙巴、印尼的苏拉威西与加里曼丹,以及菲律宾南部各岛,至于 M4 则涵盖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

  许多分析家认为,阿富汗战争为基地组织与东南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建立联系提供了机会。20 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期间,有许多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青年人参战,见证了苏联被最终击败,他们的思想意识受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圣战士”的鼓舞和激励,为日后他们的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人中,就有 JI 的早期领导人,而 JI 也曾派遣一些人员到阿富汗接受爆炸物和武器的训练,有人甚至上过策划和执行暗杀行动的课程。基地组织还为东南亚的恐怖活动出谋划策。相对地,JI 也曾为基地组织提供过多次援助,例如 2000 年曾在马来西亚为劫持美国客机的恐怖分子提供住宿。

  JI 作为东南亚跨国家的地区性恐怖组织虽然屡遭打击,至今仍有颇强的活动能力。尽管东南亚各国逮捕了许多组织成员,但仍有核心成员尚未抓到。由于各国政府加强了管制,该组织成员目前开始向管制较弱的地区扩散,恐怖袭击目标有从军事设施、大使馆等戒备森严的地方向购物中心、饭店等管理松散的地方转移的迹象。
  
  (二)美国因素
  “9·11”是美国史上在本国土地上造成最大人员伤亡的一次袭击事件,终结了美国的乐观主义时代。但是,这并非 伊斯兰极 端势力在美国发动的首次袭击,世贸大楼早在 1993 年便发生过类似的爆炸袭击事件。早在“9·11”前,美国国务院在 1999 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当中就已经提出“恐怖据点转移”的概念,论证恐怖主义的目标已经转变并锁定美国。同时,报告结论指出,恐怖主义的据点已经自中东转移到东南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成为“极端伊斯兰恐怖活动的核心重镇”.“9·11”后宗教性的恐怖袭击更为频繁。除美国外,美国的价值观和精神也是打击的目标。从东南亚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观察得知,似乎大部分恐怖袭击都针对西方人聚集的地点进行。简言之,“美国、全球化和国际恐怖主义”是当前国家安全的 3 大要素。美国的强权是众所责难的焦点,而美国也将推动全球化和美国的政策相连结,光明正大地利用全球化推行其普世价值;对恐怖主义而言,美国落实了全球化,同时也建构了便利全球化的机制,而这个机制正好成为反全球化的工具和手段。

  相对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于新世界结构的论述,“9·11”事件基本上证明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确正处于文明冲突的状态当中,美国的单边主义与自大傲慢正遭受到严重挑战。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不满,不仅透过反全球化的理念反射出来,在伊斯兰世界中较为极端的做法就是以圣战来表达对美国这个超级霸权国甚至联系到对整个西方社会的不满。

  综上所述,由于东南亚地区国家在 19 世纪几乎都是西方世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因此这些国家多多少少都留有西方的宗教和文化。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东南亚地区反西方宗教思潮的伊斯兰文化也相当盛行,对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极大冲击。近年来,伴随着美国在全球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冲突越趋明显。部分伊斯兰世界激进势力以恐怖主义手段表达反西方立场,给东南亚地区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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