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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战略机遇期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演化

来源:海南大学学报 作者:陈绍博
发布于:2018-11-01 共9859字

  摘    要: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需要正确理解国际环境和大国关系的演变及其实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中美两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困境似乎在不断加重, 这种两重性及协调困境势必会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一定的波动和挑战。当前, 世界已经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 全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 中美两国最适合、最现实的相处方式是非零和博弈的“共同进化”。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需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 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努力创造战略机遇。

  关键词: 中美关系; 重要战略机遇期; 非零和;
 

重要战略机遇期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演化
 

  Abstract: Grasping the crucial periods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equires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ir essence. Since the outbreak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predicament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Chin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seems to be increasingly serious, which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certain turbulence and challeng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wo powers' relations. Currently, the world has already entered a brand-new epoch of tremendous development, reform and adjustment while mankind is facing many mutual challenges. Henc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n the future, the most suitable and realistic way for Chin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is the“joint evolution”with the non-zero-sum game approach. In the new era, the road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till in its crucial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China needs to maintain its strategic willpower to creat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Keyword: Chin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crucial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non-zero-sum;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着提升。2010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 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小国, 经济发展不只在量上, 更在质上远落后于美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以及国内发展“三期叠加”的严重挑战, 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 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变,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统筹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中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前景依然十分光明。这些战略判断一起成为在新时代积极应对国内外挑战, 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依据。

  宏观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与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进程, 是同步展开和深化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折射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其中, 关键问题在于处理中美两国关系, 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 (1) 。作出“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大判断已有十多年的时间, 这期间的国际国内局势错综复杂, 中美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当前及未来相当一个时期里, 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因此, 只有正确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的演变, 尤其是理解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演化, 才能更好地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 保持战略定力, 避免被自身发展成绩和自身国际地位提升所麻醉或迷惑, 防止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别有用心之人所蛊惑或利用。

  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判断的形成

  2000年12月,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巨大成绩。在深入分析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后, 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 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十五届五中全会前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保持欣欣向荣。但是, 1999—2002年间, 中国的内外环境并不平静, 先后发生了“法轮功”邪教组织作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李登辉公然兜售“两国论”等恶性事件。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还是时代主题、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国际格局是“单极还是多极”等等命题, 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进行了大讨论, 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冷战”的概念 (1) 。为避免造成思想混乱, 避免干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国家决策层显然需要在如何认识、把握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等方面尽快定下基调。

  几乎与此同时, 美国也在调整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冷战结束后, 美国的政界和学界认为: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可以填补苏联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塑造世界。2001年,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 奉行强硬的单边主义路线, 更加强调现实国家利益, 极力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体系, 制造出一系列国际紧张局势。比如, 为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 小布什政府全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威胁着世界的核平衡,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军备竞赛;小布什政府拒不履行克林顿政府签订的《京都议定书》, 拒不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等。对于中国, 小布什政府推翻克林顿政府作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的定位, 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 加强遏制中国, 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频繁派遣军事力量对中国实施危险的抵近侦察。2001年4月1日, 美军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撞毁中国军用飞机, 导致中国飞行员失踪。美机肇事后, 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降落在海南岛。这一事件十分严重和危险, 不只造成中方人员和财产损失, 还侵犯了中国主权。事件发生后, 中美两国爆发了尖锐的外交交锋。另外, 美国还在中国台湾、中国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制造了多起事端。中美“撞机事件”是冷战后两军的首次直接摩擦, 加深了中国民众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强烈反感。

  就在中美两国关系似乎并不乐观的时候, 发生了“9·11”事件, 从而为两国调整关系带来契机。尽管在美国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 但多数美国政治家和民众都认为, 2001年9月11日是“美国改变的一天”。“9·11”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伤害, 自1812年以来美国本土安全首次成为中心安全问题, 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不曾发生过 (2) 。当时, 小布什总统认为:必须百分之百地阻止恐怖袭击, 因为恐怖袭击只要成功一次, 就足以伤害美国。后来, 他曾告诉胡锦涛主席, 由于担心再次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他甚至彻夜难眠 (3) 。早在1997年, 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曾预测:未来二十年, 美国不会遇到真正的全球竞争对手, 国际安全形势总体有利于美国, 是美国的战略机遇期 (4) 。在此背景下, 小布什政府判断: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美国的首要安全威胁。随即, 美国以反恐划线, 主动调整与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建立反恐联合战线, 打击“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向恐怖主义及其庇护者宣战。

  阿富汗地处中亚地区, 接壤中国新疆南部。考虑到新疆潜藏着民族分裂势力, 中国一直比较关注中亚地区。从地缘政治来说, 大国的军事力量进驻中亚地区, 容易从中国西部构成战略牵制, 中国对此也比较敏感。苏联侵略阿富汗后,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中就包含了阿富汗问题。“9·11”事件后,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驻军中亚, 它会不会从西部加强遏制中国呢?美国集中力量打击恐怖主义是重大的战略调整, 还是虚晃一枪?中国国内围绕这些问题以及相关国际形势爆发了争论。综合当时国内外各种态势, 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 中国决策层认为:如果美国既打击恐怖主义, 又与其他大国交恶, 不仅力不从心, 也不明智;美国铲除恐怖主义, 与伊斯兰世界和解, 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 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未来大约二十年内, 中国完全可能与美国建立策略性合作关系 (5) 。中国决策层进而判断:虽然还会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 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美国“谋霸是真, 反恐也是真” (6) 。中国既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也要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 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继续为改革开放争取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空间。由此, 中国正式形成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大判断。美国赢得阿富汗战争之后, 在缺乏国际法依据和足够证据的情况下, 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尽管存在这样恣意妄为的霸权行径, 但是到2009年初小布什总统卸任时, 中美两国关系保持了“长时段的直线”稳定, 没有出现大的摩擦和波折, 这是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未曾有过的 (1) 。中国正是抓住这一战略机遇, 才迎来了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黄金时期。

  二、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格局悄然演化

  2000—2008年间,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 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 世界似乎进入普遍的幸福时期。这期间, 东亚和南亚地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60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 (2) 。虽然“9·11”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剧烈震荡, 但其很快反弹,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经济强权。中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 大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 从以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以市场主导的体制性开放, 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 (3)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更是让世界领略了中国的发展、创新和魅力。

  然而, 自2008年起, 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席卷美国和世界, 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据粗略估计,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约10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 其严重程度甚至堪比20世纪的“大萧条”。二十国集团 (G20) 经过共同努力, 阻止了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但是, 要真正走出这场危机, 修复全球经济元气, 需要费时很多年 (4) 。G20的诞生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 反映出国际经济秩序多元化的趋势, 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支柱。新兴市场国家经受住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在2009年或2010年基本恢复了增长, 而且, 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的经济增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2倍以上 (5) 。

  新兴市场国家能有如此表现, 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表现的良好。2012年,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达2.05万亿美元、1.82万亿美元,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 成为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受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4.2%一度降到2014年的7.4%, 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依然充满活力 (6) 。到2014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跨越10万亿美元大关。虽然中国距离美国的17.4万亿美元还有很大差距, 但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超10万亿美元的国家已不再独有美国一家了。

  反观美国, 2009年3月起, 其经济陷入“缓慢恶化” (7) 。同时, 美国背负着“帝国过度扩张”的沉重包袱。一方面, 美国在全球63个国家设有737个海外军事基地, 试图支配全球的安全结构和秩序;另一方面,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力 (8) 。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美国用于战争的总费用可能超过3万亿美元, 超过越南战争12年的总和, 达朝鲜战争的2倍多, 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高成本的战争 (9) 。这些沉重的包袱, 不但伤害着美国的国际形象, 而且羁绊着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所有努力。在美国国内, 由于贫富悬殊加大, 政治两极分化, 民众不满情绪上升, 2008年总统大选前夕甚至有3/4的选民认为国家走错了方向 (10) 。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 特别是相较于中国的经济表现, 美国的政治精英、媒体和民众在整体上开始处于一种“战略焦虑”状态 (11) 。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的同时, 欧洲经济持续低迷、疲软, 全球地缘经济的重心进一步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倾斜, 国际关系的重心也由大西洋地区转向太平洋地区。由此, 美国开始将其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以经济主导外交, 既加强同日、韩、东盟等传统伙伴的合作关系, 又着力发展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关系, 力图通过“重返亚太”打造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新格局, 促进美国经济复苏, 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1) 。

  进入21世纪以来,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加速。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进程, 反而增强域内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 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其中, 东盟的“10+”模式日益发展壮大, 由最初的“10+1” (东盟与中国) 发展到“10+3” (东盟与中日韩) , 进而发展到“10+6” (东盟与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在这些框架之外, 中日韩三国努力克服历史、政治、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负面因素, 举行领导人峰会, 确立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合作方向。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述合作框架中, 都没有美国的身影。中日韩三国推动建设的“东亚共同体”渐成气候, 而美国倡导的“亚太共同体”却和者寥寥 (2) 。一边如火如荼, 另一边冷冷清清, 显然不是美国所希望见到的局面。另外, 日本和韩国一直是美国的传统盟友,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大陆东部精心建立的地缘政治“锚地”和军事前沿存在, 因此美国担心中国抱有将其排挤出亚洲东部的战略意图 (3) 。

  在这样的背景下, 奥巴马政府将中国排斥在外, 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谈判。同时, 美国或是利用中国与日本、韩国、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争端, 或是利用一些域内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防范心理, 打进“楔子”, 挑拨矛盾, 制造对抗, 以领土或安全议题阻断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然后, 美国以所谓的地区仲裁者或平衡者的角色“重返亚太”, 推进自己的全球战略 (4) 。例如, 美国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扰乱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和“东亚共同体”进程, 夯实美日军事同盟;挑动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岛礁争端, 阻碍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化经贸合作;通过部署萨德系统, 在中韩两国间制造障碍和困难。总的来说, 美国的这些策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维护了其对亚太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一直以来,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等方面都存在着结构性分歧。美国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根据狭隘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主义逻辑, 认为战略选择主要基于能力而非意愿, 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没有先例”“无法证伪” (5) 。反过来, 美国的一系列小动作也给部分中国学者和民众造成美国正加强遏制中国的印象。两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困境似乎在不断加重, 两国间的战略互疑似乎在不断加深。一时间, 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竞争升温, “新冷战”之说再次泛起, 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6) 。

  三、适应中美非零和关系格局, 继续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围绕“重返亚太”, 奥巴马政府构建了两大战略支柱。第一, 大力提升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 积极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具体体现为推动TPP谈判进程, 试图建立由美国主导的涵盖世界贸易总量40%的经贸合作网络, 打造所谓具有前瞻性的贸易规则和市场规则, 保障由美国引领未来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和制度建设 (7) 。第二, 给予中国作为新兴全球大国以必要的尊重, 鼓励中国承担与其地位相符的责任, 谋求建立由美国领导的新的多边国际秩序 (8) 。具体体现为同意与中国合作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 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美国承认中国拥有核心利益;2013年, 两国元首确立了合作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实际上, 这两大战略支柱确认了中美两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格局。虽然“太平洋足够宽广”, 足以同时容纳中美两国, 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调适到“黄金分割点”, 这种一时的协调困境势必会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一定的波动和挑战 (1) 。

  美国的全球战略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 历来都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为一体的综合性战略。无论作为目标, 还是作为实现手段, 各方面相互支撑、协调, 紧密配合。从历史上看, 在实施全球战略的过程中, 美国经常会先利用或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 再充当调停者、仲裁者或平衡者, 进而掌握地区主导权, 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国的这些手法已经比较成熟老辣且屡试不爽, 显示出其惯于操弄地区平衡的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和高超技术。但不能忽视的是, 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基本上隐于幕后, 力图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 而且将争端调节、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防止中日两国全面对抗甚至擦枪走火;美国在南海岛礁争端中仍然秉持这一策略, 其挑衅性言行更具象征意义 (2) 。美国固然惯于“打楔子”和使用战略平衡手段, 但还不希望与中国爆发“新冷战”。中国固然需要切实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也要继续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 避免争端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美两国都在努力管控分歧和争端, 相互留有余地。因此, 2013年“庄园会晤”开启的两国元首在最高层面进行战略沟通的进程并未受到影响, 两国继续推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回顾世界历史, 大国走向战略冲突或战争, 通常都有持续而深刻的相互误解、误判和强大的动因驱使。当经济交往合作有效增加各国财富和共同利益的时候, 国与国基本上能够避免或缓和相互间的战略矛盾。虽然中美两国关系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 但快速发展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保持了和平共处, 维持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格局, 这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还没能很好解释的现象 (3) 。可以说, 中美两国关系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双方都意识到:在国家安全层面, 两国构成了相互的核威慑;在经贸合作层面, 两国彼此高度依存, 超过了当今世界大多数经济体之间的依存程度;在国家及人民交往层面, 政府间沟通管道和机制之顺畅、民间友好往来之广泛和深刻, 都是历史上和现实中任何大国间少有的现象, 甚至超过美国与其亲密盟友之间的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美两国间建立的政府高层对话、地方交流和民间往来等各类机制累积已达90多个,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防扩散、反恐等众多领域;中美两国先后有214对省 (市) 建立了友好城市 (省州) 关系;两国的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每年几千人逐年增多, 目前已超过300多万人次, 平均每天有上万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两国互派留学生每年达10万人, 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国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 (4) 。所有这些共同构筑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美两国都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国内, 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幸福, 两国都处于发展道路转型的关键时期和阶段。当今, 人类正共同面临着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公域 (海上、太空、网络)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方面长期且重大的挑战, 任何一个挑战都不是一国可以单独解决的。中美两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 决定了两国既不应以零和博弈方式对待彼此, 又不能结成传统式的盟友关系。因此, 对于世界和中美两国来说, 维护长久的和平环境是最好的战略选择。中美两国之间最适合、最现实的相处方式应该是各自探索并坚持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应该是以非零和博弈的方式“共同进化” (5) 。

  冷战结束至今, 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 不只加快推动世界“平坦化”, 还编织出一张几乎无处不在的绵密大网, 使资金、商品、技术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动。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力量、过程、体系和趋势, 美国早已深嵌其中。正是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地充斥着美国的品牌和商人, 充斥着美国的电影、快餐连锁店等等, 正是全球化不断推销着美国的产品、制度和文化。可以说, 美国在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尝到了最多的甜头, 占据着最有力的位置, 也受到时代特征和国际体系的一定约束 (6)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一方面,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愈益发展, 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 几十亿人口加速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依然突出, 全球经济增长整体乏力, 传统安全的威胁此起彼伏, 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持续蔓延, 全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命题。纵观世界, 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国际秩序的变革已经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而且合作与共赢日渐成为世界各国的新要求, 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新景观和新趋势。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一直宣称“美国优先”, 表现出“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强烈倾向, 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贸易争端, 加强遏制中国, 似乎要彻底改变四十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全球战略及对华政策。特朗普本人是“非典型”总统, 缺乏政府工作经验, 其工作团队构成较为复杂, 而且美国国内政治、社会舆论等方面确实也存在对华强硬的声音和土壤。但是, 美国国内要求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幸福的大气候没有改变, 奥巴马政府曾经面对的一系列重要议程仍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美国国内政治异常复杂, 特朗普政府还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制衡。应该说, 特朗普政府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稳定的全球战略及对华政策, 可能还需要一个学习和调适的周期 (1) 。虽然这些不利因素会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一些原本不必要的麻烦或困难, 但改变不了世界大势、时代特征和中美两国关系大的格局。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 中国的发展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 中国必须继续顺应世界大势和时代特征, 主动适应中美两国非零和博弈的关系格局, 保持战略定力, 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努力创造战略机遇, 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注释:

  1 陶文钊:《探寻中美关系的奥秘》,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334页。
  2 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第4-5页。
  3 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第7页。
  4 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乔治·沃克·布什自传》, 杨晨曦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第147、399页。
  5 庄礼伟:《解读“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1期, 第9-10页。
  6 庄礼伟:《解读“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1期, 第9页。
  7 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贺词》, 《人民日报》2002年1月1日第1版;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 《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第1版。
  8 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第206页。
  9 郑必坚, 基辛格:《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第230页。
  10 华民:《“入世”后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 第9页。
  11 郑必坚, 基辛格:《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 第231-232页。
  12 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第142页。
  13 李振广:《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缘起与演进》,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第201页。
  14 艾伦·布林德:《当音乐停止之后:金融危机、应对策略与未来的世界》, 巴曙松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22页。
  15 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76页。
  16 斯蒂格利茨·比尔米斯:《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 卢昌崇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3页、中文版序言第1页。
  17 王辑思:《大国关系》,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第260页。
  18 郑必坚, 基辛格:《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 第284页。
  19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第45页。
  20 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第126页。
  21 王辑思:《大国关系》, 第252页。
  22 王辑思:《大国关系》, 第252-253页。
  23 郑必坚, 基辛格:《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 第285页。
  24 王辑思:《大国关系》, 第253页。
  25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 第50页。
  26 马丁·英迪克, 李侃如, 迈克尔·奥汉隆:《重塑历史:贝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赵天一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11页。
  27 滕建群:《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 第5-10页。
  28 周文重:《斗而不破:中美博弈与世界再平衡》,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第32-33页。
  29 陶文钊:《探寻中美关系的奥秘》, 第334页。
  3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 第180页。
  31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胡利平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第515页。
  32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 何帆等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 第591页。
  33 金灿荣:《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应该还没有成熟》 (2017年11月8日发布) , https:∥www. guancha. cn/JinCanRong/2017_11_08_433915. shtml, 2017年11月10日访问。

作者单位:
原文出处:[1]陈绍博.中美关系视角下重要战略机遇期简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6(05):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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