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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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

来源:领导科学论坛 作者:韩爱勇
发布于:2018-10-26 共25800字

  摘要:国际政治理论通过研究国家一般的、有规律的冲突与合作行为, 试图揭示世界战争与和平规律。本文介绍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前提假设、基本概念、基本逻辑、基本研究方法以及当前国际政治的前沿问题。

  关键词:国际政治; 基本理论; 前沿问题;

  我们首先明确什么是理论。大家常说“就事论事”和“就事论理”。“就事论事”只看事物表面现象, 不是理论范畴。“就事论理”则是要看到事物背后的道理, 属于理论的范畴。人们的知识积累不一样, 认识工具也不一样, 尽管事物的本质——规律是唯一的, 但是因为这些差异, 导致人们对规律的认识存在差异, 也就是对于理论的认识出现整体与局部差异, 也就是有深层认识、中层认识和浅层认识的差别。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规律是唯一的, 但理论是多元的。

  什么是国际政治理论呢?我们知道, 任何研究都起于问题, 在国际政治研究的问题中, 战争与和平始终是永恒的主题。翻阅历史, 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中, 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 平均每年发生2.81次。在这期间, 只有329年是和平的, 和平的时间仅占6.37%。这些战争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灾难, 致使36.4亿人丧生;损失的财富折合成黄金, 可以铺一条宽150公里、厚10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因此, 人类对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和恐惧, 正如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 除了恐惧本身, 我们无可畏惧。战争的恐惧体现在什么地方?不仅在于它带来的深重灾难, 更在于战争发生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 使人类对战争始终抱有深深的忧惧。在国际政治中, 人们对于和平的定义跟战争密不相分。什么是和平?和平就是没有战争和准备战争的状态。所以, 我们要探究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要找到战争爆发背后所隐藏的规律, 以此实现人类永久和平。在国际社会, 国家是主要行为体, 也是观察和研究国际政治现象最直观的对象。世界和平与战争是我们研究的主题, 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国家冲突与合作行为的研究, 发现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生成的条件, 进而减弱、克服、超越冲突, 实现积极的合作, 达成国家之间永恒的安全, 进而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因此, 国际政治理论是一门通过研究国家间一般的、有规律的冲突与合作行为, 试图揭示世界战争与和平规律的学问。

  下面, 我为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国际政治理论的前提假设和基本概念;第二, 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第三, 国际政治的基本研究方法;第四, 当前国际政治的前沿问题。
 

国际政治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前提假设和基本概念

  (一) 两大前提假设

  国际政治理论因为观察的视角不一样, 表现的理论形态也不一样, 尽管表现形态各异, 但是它们都共享了两个大的前提假设。

  第一个前提假设: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实际上是对照各国国内社会而言的。各国国内社会是权力等级制, 最上层是垄断了军事暴力的中央政府, 中间层是有高低等级之分的各个职能部门, 再往下的层面就是各个团体和个人。在国家权力等级体系中, 每个职能部门的职责是明确的, 每个个人的行为是有规可依的, 部门利益矛盾、个人行为冲突都可以得到有效调节和解决。但是, 国际社会没有中央政府, 或者说, 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无政府状态中, 每个国家依据自己的利益偏好决定其行为。国际社会是一个权力扁平体系, 国家之间在国际法上都是平等的行为体, 没有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机构, 当然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虽然存在所谓的国际法和一些相应的国际组织, 但在严格意义上,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都是没有办法干涉国家主权的。一个国家做什么、不做什么, 怎么做, 都取决于自己的偏好, 取决于自己的利益选择。比如国际社会中很多国家提醒朝鲜, 玩核武器是不对的, 很危险, 但是,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的核开发行为。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下, 国家行为表现出自行其是的特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定, 是不是意味着国家行为是混乱而没有规律的, 就没有可研究的基础了呢?不是的。在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假设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假设前提作为其补充, 使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有了研究的可能和研究的基础。

  第二个前提假设: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

  国家理性是指国家在特定的环境下可以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政策目标、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并在众多候选政策中, 选择其实现目标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政策, 实现政策与目标最佳匹配。换句话讲, 国家跟人一样有思考能力、选择能力, 可以实现政策与目标之间的最佳匹配。

  既然国家都是理性的, 那么只要掌握了理性的规则, 我们就可以模拟特定环境下的国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政策而不是其他的政策, 也就是说, 国家行为可以预测。预测的基础和规律在于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假设。国家理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政策所要实现目标的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有了这个规律, 国际政治研究者就有了研究的可能。

  (二) 三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基本概念:国际格局。

  国际格局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结构状态和力量对比态势。它包括两个必要的构成要素:大国实力对比, 大国战略关系 (对峙、合作或冲突) 。我们常说的单极、两极和三极, 就是国际格局的三种最基本形态。

  第二个基本概念: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是指由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社会。国际体系由三个要素构成:行为体, 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就是民族国家;国际格局;行为规则。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1945年2月由美、英、苏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就二战后安排达成的一系列制度、规则所构成的体系, 称为雅尔塔体系。二战结束以后, 这个体系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之后, 意味着国际格局由两极变成了单极。我们在阅读材料的时候, 经常看到这样的对国际体系变革的表述。其实, 国际体系变革是很难的, 国际体系三个构成要素——行为体、国际格局、行为规则都变了之后, 这个体系才能变。我们当前看到的仅仅是国际格局变了, 由两极变成了单极, 但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二战后雅尔塔体系中行为准则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冷战结束, 其实仅仅是国际格局的变化, 其他的两个构成要素——不管是行为体还是行为准则都没有变。所以, 当今国际体系本质上依然是二战以后雅尔塔体系的延续。

  国际体系构成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规则, 它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内涵, 也就是精神实质。比如《水浒》中, 晁盖中箭身亡后, 宋江挑起梁山大旗。如果宋江仅仅挑起的是梁山原来的大旗, 那么梁山好汉依然是梁山好汉, 老大依然只有一个, 行为规则依然是替天行道。这时梁山的出路只有两条, 一条是把朝廷推翻自己去当皇帝, 另外一条就是被朝廷剿灭。但是, 当宋江做了梁山头领之后, 他立即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 也就是忠在义先, 而不是义字当头。这说明, 虽然梁山的架构还在, 但是梁山行为规则变了, 忠在义先, 就是讲梁山要替朝廷做事情。行为规则变了之后, 意味着整个梁山的精神追求就不一样了, 梁山的出路其实就只有一个了, 即被朝廷招安。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要维护当代国际体系的表述, 其实这不准确, 准确的表述是要维护当代国际体系的行为规则。***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体系虽有规则, 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守规则, 更不是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遵守国际规则。各国基本上就是对自己有利就干, 无利拉倒。正是因为这种状况, 国际体系中有两种行为状态, 一种是遵守国际规则的有序的行为状态, 另一种是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无序的行为状态, 这就有了第三个概念——国际秩序。

  第三个基本概念: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依据国际规范以非暴力方式处理国际问题的状态。国际秩序有三个构成部分, 一是国际规范。没有国际规范, 国家的行为就失去了依据, 所以遵守国际规范是国际秩序生成的必要条件。二是主导价值观念, 也就是制定国际规范所遵守、遵从和依据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当前的国际秩序违背了主导价值观念, 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不会遵守它。我们看到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 那么多大国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扩散自己的价值观念, 因为价值观念其实构成了国际规范的基本内涵。三是制度安排。如果在国际舞台上有国家违背了现行的国际规范, 那么它就要受到国际制度的惩罚。如果违背、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得不到惩罚, 那么国际规范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 就是当今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是, 国际格局是国际体系的构成部分, 而国际秩序反映的是国际体系的有序和无序的程度。也就是说, 国际体系相对而言是一个更加宏大、更加宽泛的概念。比如, 煮一碗米饭, 米和水是饭的构成部分, 饭的生熟程度反映为口感或饭的可食用程度;国际体系如果是一碗饭, 那么它的构成要素就是米和水, 饭的生熟程度或可食用程度就是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 也就是无序性, 那么当它有秩序的时候, 我们就用国际秩序来描述国际体系中的有序行为和无序行为之间的状态。

  二、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

  国际政治理论的不同理论流派, 虽然共享两个前提假设, 共用三个基本概念, 但是由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 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论逻辑。大致而言, 国际政治的研究者们从权力、制度、观念三个基本视角出发, 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形式。

  (一) 国际政治的权力逻辑

  什么是权力?权力即强制力, 就是迫使其他人接受、服从自己意愿、意志的能力。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说话温和而手持大棒, 你才可以走得很远。”这个“大棒”就是权力。权力最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让别人即便不自愿也要顺从, 这就是权力的强制性。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 使人们意识到世界道德是虚幻的, 国际舆论是散乱的, 国际组织更是软弱无力, 它们不仅无法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安全, 更难以消除战争、实现世界和平。国家只有具备足够多的力量, 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 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者、最强者, 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才能震慑战争, 才能消弥战争所带来的威胁。国际政治的权力逻辑, 就是从两个前提假设中推导出来的。

  先看在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前提下作出的逻辑推理。

  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所以国家安全是稀缺的, 每个国家都时刻面临着战争威胁, 生存始终是每个国家最需关注的。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 国家利益考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国际社会没有中央政府存在, 当国家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 没有权威者来裁决,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只能自行解决。这两种情况说明,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其实是自主状态, 即每个国家只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 “天助自助之人”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首要法则。这跟国内社会不一样。在国内社会, 每个人都可以过组织生活, 组织对于人事上的认定也有一套自己的规则, 比如提拔或选拔重用, 使个人可以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但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没有任何人、任何外在力量可以提拔一个国家去做什么, 国家只有靠自身的力量、靠自身的手段去谋取自己的利益, 所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意味着它是一个自助体系, “天助自助之人”就是它的首要法则。国家一方面因为担心战争和生存问题而很恐惧, 另一方面, 利益矛盾出现时只能自行解决, 而且国家行为又是没有任何外在力量来监督监管的, 这就意味着国际冲突的客观条件形成了。

  再看由国家都是理性的前提假设作出的逻辑推理。

  因为国家安全稀缺, 说明生存是国家的第一要务, 安全利益也就成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在这个自助体系之下, 国家怎么才能保障其安全利益得到实现、国家安全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呢?方式只有一个:增强国力, 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 这是构成国家尤其是大国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比如,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 你没有那东西, 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我们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先生讲得也很明白:“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 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自主。”增强国力也就成为国家实现安全的最可靠手段。一个国家通过增强国力实现国家安全是理性的, 其他国家也都是理性的, 也都会选择同样方式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这时, 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国家通过增强国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不管这个国家增强国力的主观意愿是什么, 客观上就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一种威胁, 因为你强大了他就不安全, 其他国家就会竞相发展自己的国力来维护自己的安全。结果就是, 国家寻求安全的努力最终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安全困境。一个国家增强国力, 不同的国家都在增强国力, 最终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安全困境。这跟国内社会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看到同事取得了很大成就, 我们心里会由衷感到高兴。但是, 在国际政治舞台中, 见不得其他国家好则是一个普遍的心态。根源在哪里呢?就在于我安全不安全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强大, 而是因为我比你强大, 或者说你比我弱。国家拥有冲突的能力, 而安全利益很难调和, 这就意味着冲突的主观条件出现了。

  前一个逻辑推理说明了冲突的客观条件, 后一个逻辑推理说明了冲突的主观条件。因此, 在权力逻辑看来, 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 冲突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 合作却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权力的大小决定国家利益的大小, 也决定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 国际政治就是国家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冲突是永恒的状况下, 国家之间的博弈只能是零和博弈。“强者为所欲为, 弱者委曲求全”成为权力逻辑的现实写照。

  既然冲突在权力逻辑看来是国际政治的本质, 那么怎么才能避免冲突呢?权力逻辑给出的答案是平衡。当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 即谁也不能消灭谁, 那么和平就实现了。比如,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基本上实现了核力量的均衡, 在这种核威胁之下, 虽然大家都会感到不安全, 但是和平得到了基本维持。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即当一个国家追求权力的步伐走到极致, 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最强者, 也就是成为霸权的时候, 和平也可以实现。为什么?一方面, 当一个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 其他国家的国力与它的差距非常大, 其他国家就不可能以战争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 所以和平就实现了;另一方面, 霸权国会整合出一整套制度体系来规范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 进而实现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 保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这就说明, 权力可以缔造一个大国的地位, 但是一个大国要真正治理整个国际社会, 尤其是一个霸权国家要想实现世界和平, 那么还需要国际制度。“马上打天下, 马下治天下”, 其实也是讲这个道理。

  (二) 国际政治的制度逻辑

  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一整套相互连贯的规则安排。20世纪70年代中叶, 美国霸权出现衰退, 研究者们开始反思诸如军事和经济等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和平稳定中的作用。结果发现, 国际制度在霸权统治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此开启国际制度的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制度逻辑, 也是从两个前提假设进行逻辑推理而来的。

  第一个逻辑推理基于无政府的反常。

  国际体系虽然没有中央政府, 是无政府状态的, 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完全无序混乱, 国家之间有时冲突, 有时合作。这就说明, 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间就发生冲突, 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国际合作的客观条件, 但权力逻辑没有发现。

  第二个逻辑推理基于国家理性。

  在无政府状态当中, 国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武力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有效方式, 尤其是出现安全困境的时候, 对武力的诉求更高。但是, 正因为国家是理性的, 那么它们会选择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武力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但它的成本很高, 所以国家会选择一个成本更低而同样可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 合作是成本收益最高的选择。这也就是说, 与武力解决的成本收益相比, 合作是最优选项, 国家具有合作的主观意愿。我们在看古典经济学的时候, 也正因为国家是理性的, 国家可以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合作, 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二者的基本逻辑推理是一样的。

  在制度逻辑看来, 国家需要合作, 这是它的一个主观的诉求, 而客观上国际社会也存在着合作的条件, 因此国家之间的合作而非冲突才是国际政治的实质。

  既然国际合作是国际政治的本质, 为什么国际合作会这么困难呢?这跟国际合作困境有关。国际合作困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例如, 老王有一台质量非常好的旧电视, 想以500块钱的价格出售, 而老张就想用500块钱买一台质量非常好的旧电视。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来看, 这是一对非常好的供需关系, 理论上两人是可以达成交易的。但老张会想, 老王这台旧电视是不是就像他所说的质量那么好呢?这时老张的选择是什么?压价。压价的目的就是想减少上当所带来的损失。这时老王就会想, 我这台旧电视质量这么好, 确实值500块钱, 不能让价。这时, 一对本来理论上非常好的供需关系, 结果在实际当中没有达成, 原因就是双方信息不对称。二是国家欺诈行为带来利益损失。比如, 军备竞赛对一个国家来说, 国力支出是非常大的, 会让一个国家精疲力尽, 进行军备竞赛的双方都想把军备竞赛停下来, 把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民生, 提高普通民众福利, 发展国内经济。但是, 每个国家都会想, 如果我停止了军备竞赛而对方还在搞, 结果是我去搞了民生, 但可能命就没有了。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双方只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 一直到一方被拖垮或因精疲力尽而自动退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管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 如果我先做了坏人, 至少我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失。因此, 在面临共同议题的时候, 国家与国家尽管可以面对面地坐下来谈, 但可能还是谈不拢, 原因就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图是什么, 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在彼此合作过程中采取欺诈行为, 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损失。

  针对国际合作困境的原因, 国际制度通过发挥两种功能来促进国际合作。一种是提供信息的服务功能, 可以简称服务功能。参加国际组织的国家, 都需要向国际组织提供标准化的信息, 比如世界银行要求188个成员国向世界银行提供成员国国内经济社会详细、标准的信息。我们做世界贸易、做世界经济研究, 所引用的权威数据往往就来自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所提供的稳定的、高质量的、标准化的信息, 可以让合作双方彼此都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了解。另一种是约束欺诈的惩罚功能。国际制度有三个特征:一是权威性, 大家都遵守它, 这就是权威性;二是约束性, 权威性必然会带来约束;三是关联性, 即国际制度在不同领域拓展形成国际制度网络, 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具体功能领域违背了国际制度, 那么国际社会对它的惩罚就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 如果伊朗违反核协议, 那么国际社会对它的制裁不仅仅是在核开发领域, 还包括能源、金融领域, 可以禁止伊朗石油出口, 在金融领域对它进行制裁。正是因为国际制度提供信息的服务功能和对国家欺诈行为的惩罚功能, 可以让国际制度违背国的交易成本急剧上升, 进而不敢去欺诈, 国际合作就变得可以预期。所以, 国际合作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前面已经讲过, 霸权国可以通过国际制度管理和治理整个国际社会。国际制度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国际社会治理呢?国际制度对国家利益的分割。在国际制度视角下, 国家可以分成两种:制度遵守国和制度制定国。制度遵守国, 意味着该国遵守国际制度, 国家内部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 但放弃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制度性话语权。经济学上叫议价权。对于制度遵守国来说, 制度和权力结构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只要遵守国际制度就可以了。对于国际制度制定国来说, 在保障制度遵守国的内部利益的同时, 拿走它们的制度性话语权。当不同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被一个国家汇集到一块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拥有了制度霸权, 在当今国际社会舞台上, 美国的国力相对衰落了, 但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依然是稳固的。美国全球霸权稳固的根源在哪里?有硬的一部分, 也就是美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也有软的一部分, 就是美国对国际制度的垄断或者说它的国际制度霸权。

  从国际制度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推论。一个是设定和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决定着国家的利益, 国际制度的制定权成为国家权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另一个是国际制度安排的稳定性与国际格局的变动性, 构成国际秩序中权力竞争的主要原因, 争的就是制度性话语权。国际制度安排属于上层建筑, 国际格局的变迁源自国家之间发展速度的不平衡, 属于经济基础, 二者是一对结构性矛盾。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说, 中国这是要颠覆既有的国际秩序, 成为国际社会的威胁。显然, 它们是不对的。中国所要争取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什么?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 当设定国际制度的时候, 中国并没有参与其中, 中国的利益其实并没有得到国际制度的保障。比如市场经济地位议题, 中国2001年加入WTO, 根据当时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谈判, 15年之后中国自动获得市场地位, 但是到了2016年, 西方国家普遍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谈妥的事情说变就变了, 这是不可以的。这部分权力和利益其实是存量, 其他国家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中国也要有, 西方国家不能搞双重标准。第二部分, 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壮大所产生的权利和利益, 没有在国际制度中得到应有体现。这部分权力和利益其实是增量。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权问题上, 在世界银行高层人事任命问题上, 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之后应该获得一部分权益。尽管中国要争得跟自身发展壮大相适应的这一部分制度性话语权, 但是依然只停留在国家层面, 而不是国际社会层面的制度霸权, 这跟西方指责中国改变现行国际制度、推翻现行国际秩序, 显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当然, 国家在推行国际制度的同时, 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观念也在国际社会扩散, 其国家利益也就有了国际制度的保障。

  (三) 国际政治的观念逻辑

  国际政治的观念逻辑的兴起, 跟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物质反常”有关。比如, 同样是核武器, 为什么在美国人眼中, 朝鲜的核武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而英国的则不是?同样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终极手段的核武器, 在美国人眼中怎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物质反常”。其实, 美国人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英国是我的朋友, 当然它的核武器就不是我的威胁, 但朝鲜是我的敌人, 它的核武器就是我的威胁。这就说明, 由于观念不一样, 看待同样的一个事物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国际政治的权力逻辑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国际政治的制度逻辑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合作。国际政治的观念逻辑认为, 除了冲突与合作, 还可以有第三种状态, 即竞争。

  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体现为两个。

  第一, 塑造国家身份。

  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以相互敌视的眼光来审视对方, 那么它们之间相对的角色就是敌人, 表现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冲突状态, 它们的行为表现倾向于消灭对方或者改变对方, 在互动关系中非常重视军事力量, 一旦战争爆发, 要么消灭对方, 要么被对方消灭。当前美朝之间或者印巴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冲突状态。

  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以竞争者的观念来审视对方, 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虽然也有利益冲突, 但是它们彼此承认对方的生存权, 承认对方的国家主权。即便有了矛盾、发生了战争, 也不会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的目标。国家之间“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竞争状态也就出现了。在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态大多数属于这种形态。

  如果国家之间以朋友的观念审视对方, 那么它们相互的角色就是朋友, 这时它们所遵循的原则有两个: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非暴力原则, 就是说虽然朋友之间也会有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 但不是以战争方式、敌对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互助原则, 就是说当对方出现困难的时候, 作为朋友的其他国家会伸出援手来, 这时的无政府状态就表现为“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合作状态。

  观念的不同造就不同的无政府状态, 正所谓“不善人在则乱, 善人在则治”。关键在于国家间秉持的观念是什么。国家之间并不必然就是冲突的, 国家间的合作不但可以达成, 而且是正义的、合乎道德的。

  图1 国际政治的观念逻辑

  我们常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就是指“名”, 也就是恰当身份的重要性。当有了恰当的身份, 也就有了恰当的行为和利益, 行事自然也就会成功。但是, 身份不是先天的, 而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例如美日同盟, 它们的同盟关系也是在两国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1854年, 美国东印度公司舰队司令佩里迫使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 日本国门由此洞开。二战以后, 美军占领日本, 美国是占领方, 日本是被征服的一方, 它们之间显然不是同盟关系。但是, 在此后的互动过程中, 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西太平洋或东亚地区力量存在的基石, 而日本则将自己国家的安全保障寄托在美国的力量存在上。所以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美日的同盟身份也就确定了。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巴铁”, 也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铁一样的关系也不是先天形成的。1955年召开万隆会议时, 会议发起者有五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和斯里兰卡。当时力主邀请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是谁呢?印度总理尼克鲁。强烈反对新中国参加的, 恰恰是巴基斯坦总理。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说, 如果印度邀请新中国参加, 那我就邀请台湾来参加。当时就是处于这种状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 中巴关系才走到了现在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我们说中巴关系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20世纪90年代, 台湾几次申请加入联合国, 不用我们出面, 巴基斯坦就把它否决掉。巴基斯坦小学教科书上说, 中巴友谊根植于两国人民诚挚的情感, 中巴之间已经建立起真诚的和谐关系,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 中国已经证明是巴基斯坦足以信赖的朋友。巴基斯坦用“和谐”来概括中巴关系, 什么是和谐?在国际政治当中, 和谐就是指彼此国家利益的完全一致。因此, 用和谐形容国家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是最高的评价。当然大家会问, 中巴关系走得近, 可能跟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有关。确实, 比如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 1965年印巴第二次战争。但是, 仅仅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相互走近的话, 则只是一种相互借重的关系, 两国关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 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因为面临苏联的共同威胁而事实上达成了战略联盟态势, 苏联解体之后, 中美关系就跌入了新的低谷。中巴关系发展到今天, 甚至在未来的很长时间, 中巴关系很铁、很牢固, 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中巴之间相互审视对方的朋友观念在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 塑造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 国家行为为谋求国家利益服务, 二者之间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利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生而有之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从总体上来说, 国家有什么样的身份, 才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在既有国际秩序之下发展起来的, 国际秩序稳定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因而对于当前国际秩序来说, 中国的行为是补锅, 而不是把这个锅砸掉, 也就是说, 当前的国际秩序尽管有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也不是要把它推倒重来, 而是要改革完善, 让它朝着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身份与利益诉求。

  在观念逻辑看来, 国际政治的冲突并不是命中注定的, 合作倒是完全可能, 关键是互动中的国家秉持什么样的观念。这在国内政治生活和个人日常生活中表现为“转变观念, 理念先行”。

  (四) 国际政治的问题导向

  国际政治是一个多面体, 有不同的属性, 任何单一的理论逻辑其实没有办法说明国际政治的全部特征。人们意识到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 需要超越不同的理论逻辑, 直面问题的复杂性。在这种背景下, 国际政治的问题导向应运而生。问题导向就是将不同国际政治逻辑的观点综合起来, 意在加深对问题复杂性的理解, 以便提供一种更加开放的分析问题的视角。这也就是说, 国际政治的问题导向不是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而是分析和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更加开放的视角和方法。

  以南海问题为例, 看看国际政治的问题导向是什么。

  南海争端的本质是领土纠纷或海洋划界, 核心问题是南沙的归属。南海问题现状通常以“五国六方”概括, 五国分别是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 六方就是指还包括中国台湾这一方。还有一种说法叫“六国七方”, 第六国就是印度尼西亚。

  南海问题之所以现在引起大家关注, 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就是中国崛起改变了南海地区的权力结构, 各个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利益矛盾。南海周边国家的所谓申索国, 它们担心中国随着权力增长, 将会使用强力手段, 把它们窃取的南海岛礁强制收回。它们对此怀有深深的忧虑。正是这种深深的忧虑, 为域外国家 (比如美国) 介入南海问题提供了理由。围绕南海问题的权力竞争局面因此显露出来, 包括中越南海对峙, 菲律宾“诉讼”, 美国南海“自由航行”, 也包括我们的岛礁建设。

  尽管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了矛盾, 行为上也出现了对峙、对立, 但是南海当事方包括域外的美国, 其实并没有谋求通过武力手段来解决南海问题。对于各个申索国而言, 它们的力量与中国存在巨大差距, 使得它们不可能诉诸武力。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的真正对手也不是它们, 它们也够不上。如果向不是真正对手的国家使用武力, 那就是犯方向性错误。当矛盾出现了, 各方也并不想通过武力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时, 国际政治的制度逻辑就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选择, 观念逻辑也就为国际制度的达成提供了观念的先决条件。由此我们就看到了当前东亚地区既有的制度安排, 比如中国—东盟 (10+1) 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 (10+3) 外长会、东亚峰会, 为各国提供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和框架, 各方不至于因为沟通不畅而相互冲突。

  但是, 既有的制度安排不是安全领域的制度安排, 不可能为解决南海问题提供有效的框架和方案。为什么这些制度安排对于解决当前南海问题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呢?其实这跟各国之间的观念差异是相关的。尽管中国一直想通过双边的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 但是南海相关申索国一直在推动一个事情, 就是试图让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甚至司法化, 它们的目的就是把南海问题的分母做大, 稀释中国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各国观念上的差异, 导致各国对制度效用的预期不同, 导致南海地区安全制度构建进展处于非常迟缓的境地。

  怎么办呢?转变观念。2017年8月5日, 在第50届东盟国家外长会议上达成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这个框架协议可能没有办法最终解决南海问题, 但是它稳定了南海局势, 是观念转变的结果。一是, 明确《南海行为准则》应该为谈判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而非制造障碍;二是, 谈判不能成为域外力量介入和插手的工具, 而是各方自主、自愿、自觉采取对话和磋商达成的成果。

  我们再捋一下线索就会发现, 南海问题走到今天, 首先是中国崛起和权力增长导致地区权力结构变化, 带来了利益的矛盾和行为的对立, 这时双方都想通过制度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 但是, 观念的差异导致制度达成迟迟难以取得进展, 这时, 转变观念促使《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协议得以达成, 南海地区进入稳定局面, 也就是南海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 我们看到, 南海问题走到今天并不是单一逻辑的结果, 而是不同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国际政治的基本研究方法

  理论总是要用来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就涉及到方法。前面提到的国际政治的问题导向, 其实也是我们观察国际政治现象、分析国际问题的方法。分析国际问题、看待国际政治现象, 需要用怎样的方法?我的感悟就是八个字——由大及小、自内而外。

  (一) 由大及小

  由大及小有两个分析层次:国家体量大小的分析层次, 国际—地区—双边的分析层次。

  第一, 国家体量大小的分析层次。

  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大国小国。什么是大国?从理论逻辑推演, 大国是能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常规战争的国家。可是国际政治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 跟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一样, 我们不可能像在实验室做实验那样, 为了证明某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就让它跟当今最强大的国家 (比如美国) 去打一场战争。所以历史中的战争有时会塑造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比如, 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3年就让新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大国。后来持续14年的越南战争, 也使越南成为当时东南亚第一大军事强国。

  有人会问, 国际组织是不是国际政治中需要关注的一种力量呢?理论上讲, 存在这种可能, 但是国际组织更多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 它表现出的是人类组织形式的进步。人类社会组织从原始部落发展到王朝国家、现代国家, 一直到今天的联合国, 这种人类的组织形态的变化, 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体现的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美好文化预期。将国际组织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现象, 这在逻辑上是通的, 但如果把它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一个主要力量, 可能有点牵强, 因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要行为体依然是国家, 尤其是大国。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曾经说:“根本不存在联合国这种东西,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即使少掉10层, 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如果现在重组安理会, 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常任理事国 (美国) , 这样才真正反映世界的权力分配。”“当联合国符合我们的利益时, 我们就利用它。当它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时, 我们就会抛弃它。”可见,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 本质上对国家尤其是大国存在依赖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组织沦为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工具。因此,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我们首先要分析的力量、首先要关注的行为体就是大国。

  除了大国之外, 我们也要关注一些小国, 主要是两类国家, 一个是特殊领域的小国, 另一个是占据了特殊地缘位置的小国。前者像梵蒂冈。梵蒂冈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800人左右, 但梵蒂冈是拥有全球11亿教众的天主教教廷所在地。所以梵蒂冈在国际舞台上, 尤其是在宗教文化甚至政治领域, 它的影响力是不亚于任何大国的, 它的独特性也是任何大国所无法取代的。后者像新加坡。新加坡占驻马六甲海峡咽喉位置, 这个独特地缘位置意味着新加坡在世界海洋通道运输布局中的地位是独特的, 是不可替代的。

  其实在大国和两类特殊小国之间, 我们还需要关注一类国家, 那就是中等强国, 最有代表性的是越南、土耳其、印尼和伊朗。虽然中等强国短期内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潜质, 但足以成长为地区强国, 成为决定地区事务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

  第二, 国际—地区—双边的分析层次。

  以我们自己为例, 从国际—地区—双边这三个层次来分析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压力。首先在国际层面, 中国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大家很容易想到, 那就是当前的世界霸权国美国给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其次在地区层面, 东亚有日本, 南亚有印度, 给中国崛起带来压力。成为本地区的领导者是这两个国家的宿愿, 但是, 随着中国快速发展, 它们发现中国正在成为整个亚洲的主导国, 这时它们想成为地区大国的梦想就大打折扣。所以, 这两个国家在很多国际事务中也对中国崛起怀有深深的疑虑, 从而也成为中国崛起潜在的甚至是现实的阻力。最后在双边层面, 那些跟中国有领土、领海等核心利益矛盾纠纷的国家, 比如越南、菲律宾, 这些国家乐见中国崛起吗?这是要打问号的。总之, 这三股势力都对中国的崛起怀有深深的疑虑, 现实中, 这三股势力出现了合流的迹象。这三股势力走到一起, 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国际权力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紧张。中国除了与印度在陆地边境存在领土纠纷, 我们的大多数领土、领海问题包括热点问题都出现在东部沿海,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中国崛起的主要压力在东部海洋上。

  这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由大及小分析、观察国际现象和国际问题。

  (二) 自内而外

  即自内而外分析大国行为的动机。

  自内而外分析的第一个依据是,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是为内政服务的。观察大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环境、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对大国战略作出客观的判断。

  以我们中国的海洋战略为例。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 意味着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十九大报告中, ***总书记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意味着未来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事业会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海洋战略呢?按照传统解释, 一般认为有四个理由。一是中国战略传统存在缺失, 因为忽视海洋, 导致我们吃过大亏。二是当今中国海洋领土纠纷很多, 中国需要主动出击。三是中国经过多年高速发展, 使得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很大的资源压力, 这时我们需要向海洋要资源。四是中国拥有走向海洋的良好地理条件。可是, 这四个理由大多并不是今天就有的, 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存在的。如果用以前的问题来解释现在的作为, 在逻辑上就是断裂的。中国提出海洋战略的最根本原因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经过40年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三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超过51%;我国能源资源多种大宗原材料进口依存度超过21%;至2016年末,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28万亿美元, 位居全球第6位, 占世界直接投资存量的9.2%。这种“三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会产生两个问题:“海外重大利益地区”问题、“海上生命线”问题。这两个问题过去不需要我们关注, 现在则迫切需要我们作出战略上的安排和部署。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海洋国家, 这个海洋国家不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依赖海洋和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形成, 是海洋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显然, 中国具备了这个特征, 所以现在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 要提出自己的海洋战略。

  运用自内而外的分析方法, 有一个例外, 就是美国。美国是世界霸主, 利益遍布全球, 这样一来国内与国际的界线就变得非常不清晰, 任何地区尤其是关键地区只要发生影响美国霸权的事件, 美国就要出手。当然, 最近几年美国手头有点紧, 对于国际治理表现得有点犹豫, 美国国内甚至出现了“外交政策始于国内 (办好美国国内的事) ”的声音。这也说明, 自内而外的美国例外也越来越回归于常规传统。

  自内而外分析的第二个依据是, 在拥有核武器的今天, 大国之间很难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军事力量的作用越来越集中体现在打造战略威慑和塑造战略优势姿态的战略战场上, 即通过战术上的“形”来塑造战略上的“势”。大国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可持续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大国的竞争比的不是外交而是国内的发展。所谓“内圣”才能“外王”, 就是这个道理。

  四、当前国际政治的前沿问题

  什么是前沿问题?我认为评判标准有两个:第一, 代表实践发展方向;第二, 在研究或学科建设过程中, 能够体现学科理论发展前沿发展方向。据此, 我选择了中国崛起、民粹主义和全球公域三个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问题来加以探讨。

  (一) 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争论是多样的、多元的。

  争论一:中国崛起到底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

  中国已经崛起了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论。中国发展成就巨大, 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纵向比较, 中国经济对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时的100倍, 相当于当年美国崛起的20倍。横向比较, 中国的一些省份已经富可敌国。以2016年数据为例, 广东全省GDP为1.2万亿美元, 相当于西班牙, 位居世界第14位。排名最末的西藏, GDP为173亿美元, 相当于波黑, 位居世界第111位。经济总量最高的广东、江苏和山东三个省份GDP之和为3.36万亿美元, 和德国一样并列世界第4位。正是因为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学者说, 中国已经崛起, 不需要再讨论了, 它就是一个完成时。但是, 如果从国际政治理论来看, 崛起意味着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最强者。中国今天最强吗?显然不是。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 中国崛起完成的标志应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实现了吗?正在实现, 但是还没有。所以, 中国崛起依然大概需要几十年时间, 这不是完成时, 而是进行时, 中国崛起的进程正在持续进行中。

  争论二:中国崛起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 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之所以成为大国, 是其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战略执行能力。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就没有资源支撑和民众支持, 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能力, 那么再好的政策、战略也不可能付诸实践。从国际政治逻辑上来看, 中国共产党带给中国的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战略执行力。写过专著《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曾经说:“中国共产党是美国唯一未能战胜的对手。有些时候, 好像是美国取得了优势, 但最终时间还是证明了共产党的高明, 胜利最终还是在他们一边。”这背后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带给中国独一无二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战略执行能力。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可以用“奇迹”二字来形容, 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是来创造奇迹的。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用任何西方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西方理论说到底是对国家常规发展经验的总结, 而中国各领域的发展进步则是奇迹, 而奇迹就是超常规。用常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去解释超常规, 逻辑起点就不对。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看到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生动实践的时候, 其解释力往往出现空白。中国共产党搞革命当然是行家里手, 其实搞经济建设也独一无二。自1949年建国到2016年, 中国历年GDP增长率除了极特殊的年份 (1961年、1962年、1967年、1968年、1976年) 都是很高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5%。

  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所带来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战略执行能力形成鲜明对比的反例是巴西。巴西面积855万平方公里, 人口2.02亿, 资源丰富, 位置优越, 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完美条件。但是现在世界上谈到巴西的时候, 总是说它还差一点。差在哪里?就是它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不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中国提供了这种独一无二的能力, 使得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奇迹。为什么傅高义能够成为美国第一号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呢?因为他关注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研究。其实西方的一些学者, 一些所谓的先行者, 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有意规避了这一点。

  第二,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工业体系。

  具体来说,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工业中类、525个工业小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在人类工业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014年以来中国在南沙群岛进行岛礁建设, 填海造陆面积达12.95平方公里 (3200英亩) , 而越南填海造陆只有0.49平方公里 (120英亩) 。美国人看到后非常吃惊, 说我们搞岛礁建设不应该干得这么快, 规模搞得这么大。令美国人吃惊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通过中国岛礁建设的事例, 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 看到了中国强大工业制造能力塑造地缘环境的能力, 这是一个大国真正的家底。

  争论三:中国崛起需要怎样转变观念?

  中国崛起成就巨大, 带来了国际政治中观念上的转变, 对一些既有的所谓常识性认知, 我们会突然发现, 以前的判断是有偏差的。比如, 有人说:“中国崛起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 由此带来崛起的中国和守成国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国家情报委员根据其新的多要素全球力量指数, 绘制了一张各国力量发展变化预测趋势图, 显示未来将超越美国力量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因为未来只有中国会超过美国, 所以中美之间就会有结构性矛盾。大家不要忘了, 中国崛起其实是近代以来首次非西方国家崛起, 相对于西方国家, 中国的这个身份是独特的。正是因为中国崛起, 西方国家像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就会在军事安全、政治合作领域抱团, 因而出现了一个叫“大西方”的新概念。美国著名地缘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在《战略远见》一书中说:“一个扩大的西方正在形成。”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说:“中国可以超过美国, 可以超越欧洲, 但无法超越西方。”由此我们看到, 在中国崛起的战略冲击下, 整个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真正的结构性矛盾其实不仅仅存在于中美之间, 而是存在于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之间。所以, 在整个大西方没有彻底衰落之前, 我们单独断言某个西方国家衰落了, 其实并不确切。所以对于中国崛起, 我们要对既有常识性判断予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图2 新的多要素全球力量指数预测图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争论四: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如何判断国际形势?

  我们以前常用的判断国际形势的方式是, 当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 中国作出新应对。这种判断就是判断中国之外的国际形势。随着中国日益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央, 成为国际舞台重要的核心成员, 现代国际社会很多重大问题离开中国就无法找到有效的妥善解决方案和方式。中国在判断国际形势的时候, 分析判断路径就不能只用以往的单一方式, 而是需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 中国作出新应对;第二, 中国作出新行为, 分析、观察其他国家怎么想、怎么做, 中国作出新应对。后一点以前被我们忽略了, 现在应该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添加进来, 这样, 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才是完整的。现在经常有人说, 中国发展壮大了, 中国国际影响力在扩大, 中国的外交舞台也就随之扩大了。这话对不对?我觉得至少应该再加上一句话:虽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了, 但是我们应该考虑人家接不接受这种影响力。这是我们判断国际形势时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的新环节。如果忽略了这个新环节, 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往往会出现偏差。

  争论五:中国外交和中国发展面临哪些新命题?

  美国人说中国终将超过美国。中国超过美国, 中国对世界领导权的研究和了解有多少?中国政治承袭的历史经验有“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的楚庄王模式, 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诸葛亮模式, 有“萧规曹随”的曹参模式, 这些经验可不可以沿用?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 制定规则是老大帝国美国的专利, 我们要提升对世界的领导权, 就要提升对国际社会的制度性话语权, 那么中国与美国之间应该如何平衡?还有, 美国的盟友遍布世界各地, 除了少数盟友 (比如菲律宾) 日子过得紧巴巴之外, 其他大多数国家富得流油。这就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种主观印象:跟着老大美国混就会过好日子。是不是这样?比如以色列是美国盟友, 以色列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是世仇, 它们的矛盾非常深、非常尖锐, 也非常难解决, 但是很多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也是美国的盟友, 这些相互敌对的国家都能同时作为美国的盟友出现。可见, 美国对它盟友的管理有多么的精妙。也有相反的例子, 就是前苏联。前苏联也有自己的同盟阵营, 但是前苏联对同盟国的管理一团糟, 好多国家都造它的反, 而且反了就不回来。对比美国, 前苏联的这种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对此, 我们又应该如何借鉴它们的经验教训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思考的新命题。

  争论六:中国如何应对来自周边小国的挑衅?

  中国周边接壤国家, 陆地上有14个, 海上有9个。按正常的逻辑, 小国挑衅大国或者向大国寻衅, 应该是在这个大国还很贫弱的时候。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已经发展壮大了, 但是来自小国的挑衅或寻衅越来越多。粗略回顾一下, 这几年有菲律宾闹南海仲裁, 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对峙, 泰国在高铁项目上反反复复, 达赖窜访蒙古, 韩国引入部署萨德, 缅甸北部战事中的炮弹落入我国境内。这种反常的寻衅成为了中国发展的烦心事。在中国的国际交往中, 中国是大多数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也就是说他们靠中国挣钱, 发展经济。但是, 与此同时, 我们忽视了对这些周边国家的安全供给。这个安全供给短板被谁补齐了?美国。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 靠中国有钱挣, 靠美国有安全。中美两国如果相安无事, 当然它们乐得两头讨好, 既可以挣钱又有安全, 很舒服。但是, 当中美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 这些国家就会面临两难的选择:靠中国有钱、靠美国有安全, 那么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所以, 当南海问题出来之后, 我们想让周边国家替我们说一句公道话, 但发现它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地区框架没有彻底搭建起来之前, 小国对我们的挑衅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地发生。

  争论七:如何参与制定规则?

  随着中国越来越发展壮大, 我们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我们的声音,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制度性话语权。制定规则是老大帝国美国的专利, 中国要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平衡?我的理解就是, 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依然要遵守既有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 当然其中有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 我们要推动对其进行完善改革。我们有作为的空间在地区层面, 比如“一带一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我们可以搭建起新的合作模式, 搭建起新的地区合作平台。

  争论八: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认为, 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能否探寻到一种廉价的现代生活方式, 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现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 250年的工业文明走到今天, 大概也就是让10亿左右的西方国家人民过上了现代生活, 但是资源、环境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如果要像西方一样, 让中国普通民众也过上美好的现代生活, 10亿人就变成了24亿人, 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能不能承受得了?这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问号。如果中国能找到一种廉价的可持续的现代生活方式, 那么不仅可以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现代生活, 同时也让我们身后近45亿发展中国家人民, 看到了过上美好的现代生活的希望, 我们给他们找到了一条适宜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我觉得, 中国崛起最大的贡献可能在这里。

  (二) 民粹主义

  对于民粹主义, 理论界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读。一般而言, 它指的是社会中下阶层流行的一种思潮, 表现为对公正缺失、贫富分化的强烈不满, 对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叛逆, 以及对平等、公正等理想的追求, 因此也可称为“平民主义”, 同“精英主义”相对立。当前的民粹主义表现出极端色彩和暴力倾向, 这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世界潮流相背离。

  今天的民粹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 它要求表达民意, 但诉诸非制度化的和体制外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街头政治、暴力政治盛行。第二, 它追求理想价值, 比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 但是缺乏稳定的核心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它最多是一种思潮或政治运动, 而不可能变成一种理论。第三, 它富有批判精神, 但是缺乏建设思维。这也就是说, 民粹主义只破而不立, 坏的打破了, 但是新的却没有构建起来, 留下的是失序和混乱。

  民粹主义之所以在西方盛行, 跟当今国际政治的四个潮流有关。

  第一, 世界人口增长失衡, 跨国和跨地区人口流动加速带来城市化瓶颈和群体认同危机。当今世界90%的人口增长是由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这种人口增长的不均衡, 带来了两大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减缓其经济增长速度, 同时养老、社会福利、公共卫生的支出大大增加;二是人口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青年失业率高,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这两大全球性问题带来的两大客观影响是:两种城市病、族群间的认同危机。两种城市病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失业人口不可避免地向富裕地区、向发达国家流动转移, 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客观上也为这种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于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城市病, 即人口急剧向城市汇集, 但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人口聚集速度, 导致城市化出现瓶颈;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城市病, 表现为因外来群体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暴乱频发、街头政治等等。族群之间的认同危机是什么?人们对美好生活总是有向往的, 贫困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富裕地区转移也是基于这个动因。一部分人因为贫困背井离乡, 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区, 他们作为外来人群, 与当地人群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上都不一样, 因此, 外来群体跟当地原住民之间就会产生认同危机。这种族群认同危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对新的群体认同和族群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认同没有达成之前, 这种危机随时存在着爆发的可能。

  第二, 技术发展产生的负向影响。一方面, 技术进步在带来生产力极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失业, 尤其是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结构性失业, 由此造成了大批对现状不满的人群。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 个人和群体参与政治的通道被打开了, 公众的政治能量前所未有地上升。媒体的作用是双向的, 既可以增进国家内部向心力和凝聚力, 也可以促使社会文化多元化、导致群体分裂和社会分裂;遗憾的是, 民粹主义恰恰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第三, 全球财富分配不公,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加重了国内政治分化。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的贫困问题, 但脱贫跟财富的公正分配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相关关系。19世纪初, 最贫穷国跟最富裕国的财富差距是3倍, 到了21世纪, 这个差距扩大到了100倍。因此, 脱贫和贫富分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16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统计, 全美全职男性年收入中位数 (平均数) 跟42年前差不多, 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依然停留在60年之前。美国60年来经济发展成就显然是巨大的, 但是它60年的经济成果沦为了少数群体私有财富的积累。导致美国从2014年开始其中产阶级人口已经低于50%, 即变成了少数, 美国1%的家庭占据了美国社会90%的财富。急剧的财富分化, 使得美国社会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极其厌恶:这么多年来你们干什么了?国家发展了, 但我们却越来越穷了。西方政治是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意味着政党竞争, 意味着政党当选需要选民手中的选票。政客们为了迎合选民, 获取选民手中的选票, 纷纷出台极左或极右的政策。由此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政治极化——极左和极右。政治极化的背后, 就是社会分裂。

  第四, 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扭转, 许多国家和群体开始出现诿过于外的情绪。全球经济失衡, 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 还有新兴国家崛起与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这些发展失衡, 使得许多国家的民众认为是因为外国的发展或者是因为外国人的流入导致了自己生活水准下降, 导致自己失业, 因此许多国家出现了两个非常明显的政策倾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排斥外来移民。

  正是在上述四个大的全球背景之下, 民粹主义的兴起成为了必然的结果。从根本上讲, 民粹主义源自民众的普遍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不是来自战争和暴恐行为, 而是来自收入下降、福利无保障、教育和医疗不平等、失业等同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民粹主义的影响有哪些呢?可以分为国家、地区和国际三个不同的层面。

  在国家层面, 民粹主义的影响是西方国家政治出现极化, 政治稳定更加困难。极化意味着西方主流社会分裂。西方社会是政党政治, 过去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它们轮流上台, 无非是左手和右手, 都是由主流社会垄断政治权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极端政策大行其道, 极左、极右拉得非常开, 主流社会分裂意味着政党轮替的主流社会基础动摇, 意味着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稳定更加困难。以前我们经常说发达国家政治是稳定的, 现在看来发达国家内部政治稳定出现了问题。

  在地区层面, 民粹主义的影响是地区合作进程受挫。比如在东亚地区, 表现为地缘政治影响了地缘经济合作进程, 使得这几年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一直徘徊不前。

  在国际层面, 民粹主义的影响是东西方分野依然分明, 逆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前, 东方西方属于不同的世界, 西方处于国际政治的顶端, 垄断了国际的权力、财富等各种资源, 发展中国家处于底端。现在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包括经济下行、环境污染、社会公正缺失、道德水准下降等, 由于发达国家处于优势上端, 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把这些问题的责任推到发达国家身上, 认为是发达国家领导不力所导致的。所以东西方分野依然存在, 并没有因为全球化、地区化进程而弥合。另外, 一些西方国家出台贸易保护政策, 推卸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导致出现逆全球化趋势。最明显的就是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出现给研究者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那就是不管国际政治的权力逻辑、制度逻辑还是观念逻辑, 都无法解释民粹主义的问题, 说明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忽略了人的因素, 比如失业人群、人口流动, 这些都是人在起作用。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周边国家, 2015年世界人口72.74亿, 中国及中国周边人口过亿国家就有8个, 再过三到五年, 第九个人口过亿国家就出现, 也就是越南。如此多的亿级人口国家的聚集, 必然会产生资源竞争性利用问题。遗憾的是, 在当前国际关系研究当中, 大家对这个问题并不怎么关注。国际政治研究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门类, 人文社科研究的第一个字就是人。国际政治研究不研究人,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三) 全球公域

  全球公域又称“全球公地” (Global commons) , 泛指任何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 包括海洋 (国际公海、国际海底区域) 、外层空间 (大气层和太空) 和南极洲等三大领域。

  全球公域有四个特点。一是所有权的公有属性, 主权色彩弱化甚至不存在。换句话说, 公有和主权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概念。二是使用权的开放性,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利用它, 开发它。但也并不是完全开放的, 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比如太空, 迄今为止具有独立发射卫星能力的国家只有6个:中、美、俄、日、印、英;具有万米深海探测能力的国家只有3个:美、日、中;在南极设科考站的也只有十多个国家。全球公域的使用权虽然是开放的, 但能不能开发利用它取决于国家的技术能力, 如果没有技术能力, 也就无法去开发利用它。三是资源使用的竞争性。比如说太空的轨道, 卫星是有轨道的,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这个点发射一颗卫星,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他国家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点上去发射自己的卫星, 所以这种资源的使用是存在竞争的。四是整体性, 对其某一部分的破坏意味着对它整体的破坏, 对其某一单独领域的规则制定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适用。

  全球公域的价值是什么?全球公域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空间和战略安全保障的战略边疆。比如海洋和南极, 这些地方拥有丰富的未开采的资源, 这些资源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生存发展空间的巨大拓展。就海洋和太空而言, 如果国家力量能够在这两个领域有效存在, 意味着国家可以将战场从地理边疆外推到战略边疆, 以必要的战略空间换取宝贵的战略反应时间, 从而获得更有效的战略安全保障。

  全球公域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北极。2017年7月, 国家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 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北极航道有两条, 一条是从中国到欧洲的东北航道, 另一条是从中国到美国东海岸的西北航道。与传统航道相比, 经由北极航道可以极大地缩短航程和运输周期。例如, 2013年中远公司永盛轮从江苏太仓港出发, 首次航行北极东北航道, 27天后到达荷兰鹿特丹港, 比传统航道节省航行时间9天, 缩短航程2800多海里。2017年中远公司有6个航次商船经北极航道到达欧洲。如果走北极西北航道去美国东海岸, 则比传统航道缩短航程约2500海里, 时间节省约7天。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90%货物要经由海路运输到世界各地。据测算, 如果2020年气候变暖, 北极航道打通并取代传统航道的话, 每年可以节约国际贸易海运成本544亿到1273亿美元。此外, 北极地区还蕴藏着大量未开采的石油、天然气。

  国际政治

  南极。南极地区煤炭储藏量约为5000亿吨。中国是煤炭大国, 2017年中国煤炭开采量是34.45亿吨, 南极煤炭储藏量是我国煤炭去年开采量的约130倍。南极有供全世界开发利用200年的“世界铁山”, 铁矿蕴藏极其丰富。南极磷虾蕴藏量约为6亿到12亿吨, 每年的捕获量为5000万吨, 相当于现在全世界总渔获量的一半。南极还有一个独特的资源, 那就是它巨大的冰盖储存了全世界72%的可用淡水, 是人类最大的淡水资源库。

  深海。世界海洋大约蕴藏着6000亿亿吨矿产资源。世界洋底的锰结核总量为3万多亿吨, 其中太平洋海底最多, 约1.7万亿吨。在这1.7万亿吨锰结核中, 含锰4000亿吨、镍164亿吨、铜88亿吨、钴58亿吨, 相当于目前陆地锰储量的400多倍、镍储量的1000多倍、铜储量的88倍、钴储量的5000多倍。更奇妙的是, 太平洋洋底的锰结核跟陆地矿藏资源不一样, 它是一种可再生资源, 每年新生锰结核约1000万吨, 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资源宝库。

  全球公域具有巨大的战略安全价值。

  海洋。在海洋战略安全上, 中国近代的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沿海地区470多次, 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从辽东半岛入侵4次, 从渤海湾地区入侵10次, 从山东半岛入侵12次, 从江苏沿海入侵10次, 从浙江沿海入侵9次, 从福建沿海入侵8次, 从台湾入侵10次, 从广东入侵12次。它们的侵略, 都是从我国沿海地区深入到内陆地区。如果我们在南海保有有效力量, 就可以把我国战略边疆南推至少1100公里, 为我们赢得巨大的战略反应空间和时间。

  太空。自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 全球共发射人造卫星大约6600颗, 其中3600颗依然在太空中, 正在工作的卫星有1100余颗, 其中约500颗为近地轨道卫星, 50颗为中轨道卫星 (20000km) , 其余为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卫星 (36000km) 。当今国际社会有四个趋势:多极化、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从哪里来?主要从太空开发利用来。没有对太空的开发利用, 就没有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

  正是因为全球公域具有如此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安全价值, 各个国家对全球公域无不高度关注。美国2010年出台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域的自由进出和行动”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和“美军的永久使命”。欧盟将全球公域定义为富有战略价值的开放性空间。中国对全球公域也高度重视, 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 都对全球公域进行了相应描述和界定。这些描述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到了全球公域的战略安全价值和意义, 但是安全发展的维度关注得还不够, 今后肯定要进一步加强。

  各个国家对全球公域的关注和介入, 随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全球公域到底是公有地还是无主地?从内涵上来看, 公有地不属于任何人, 也不能被任何人所独占, 人人均可使用, 其特点是共有性、开放性、整体性;无主地是因为尚未被占有而不属于任何人, 其特点是可占有性、开放性和部分性, 这也就是说无主地可以先占, 也可以被抢占, 具有先占性和可抢占性。在我看来, 全球公域实际上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公有地, 但由于属于所有人, 产权不够清晰, 相当程度上就成了无主地, 存在被私有化的可能。在实践中, 绝大多数国家也将全球公域视为公有地, 认为不可独占, 不可先占, 不可抢占, 但是公有地中的各种资源却常常被视为无主物, 遭到一定程度的争夺。特别是这些资源的开发具有排他性, 你占了别人就没有办法去占, 所以都想要先占、抢占。这就意味着当今全球公域治理出现了内在困境, 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的问题。

  因此, 当前全球公域面临着三大挑战:“公”与“私”的异化, 军事化和安全问题化, 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全球公域的军事化和安全问题化, 就是有些国家把全球公域当做军事边疆, 使得全球公域的军事力量存在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规则制定权的争夺, 意味着各国对全球公域发言权要求的增大。下面我重点讲解“公”与“私”的异化。

  国际公域的“公”与“私”的异化有两种表现, 一是以公谋私, 将全球公域异化为其国家私利。例如, 有些国家对南极领土提出主权诉求, 这就是以公谋私, 想把全球公域中的某一部分变为其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二是将主权范围内的“私域”异化为全球公域, 从而为新国际干涉主义寻求合法借口。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网络领域。2010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把“全球公域”的范围明确化, 指出“全球公域”是指不受单个国家控制, 同时又为各国所依赖的领域和区域, 包括海洋、空域、太空和网络空间四大领域。这也就是说, 美国认为网络、网络空间是全球公域。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的国家认为, 国家是拥有网络空间主权的, 网络和网络空间并不是全球公域。2016年12月27日, 国家网信办发布《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指出, 网络空间主权不容侵犯,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的治理权利。美国为什么认为网络空间是全球公域呢?原因是全世界互联网13台根服务器, 10台在美国手中, 另外3台在美国盟友日本、瑞典、荷兰手中。美国把网络空间视为全球公域, 就是要求拥有更多的网络空间行动自由, 尤其是对网络空间制定规则和实施行动的权利。如果其他国家将网络空间视为自己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美国的行动权利与自由就会受到限制。所以, 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南海。南海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 其中中国领海约210万平方公里, 但是美国军方包括一些知识精英, 强烈主张南海是国际公域, 也就是国际公海。将南海主张为国际公海, 意味着中国拥有的南海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严峻挑战。南海本来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结果美国想无端地把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私”变成国际共有的“公”, 对中国领海主权构成严重侵犯。

  全球公域兴起本质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深度延伸, 是国家对全球公域战略价值的再认识。全球公域的兴起标志着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就此而言, 它提供了一方全新的实验田, 让主权国家不再完全以“主权原则”的方式行事, 至少要考虑到“人类共利”和“国家私利”的平衡。就此而言, 全球公域极有可能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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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韩爱勇.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J].领导科学论坛,2018(10):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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