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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日关系回暖的历史意义

来源:和平与发展 作者:刘军红
发布于:2018-10-20 共3030字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日美关系; 印太战略; 美日同盟; 半岛形势;

  2018年5月8—11日, 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 宣告中日关系“新起航”, “迈上新台阶”, 驶向全面合作的新时代。通过此访, 中日达成“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互惠关系”共识, 作出以“以史为鉴、向前看”的战略合作姿态, 折射出近邻大国浓浓的一衣带水情谊。满是具体内容的协议及备忘录, 描绘着中日互惠关系的新路程。访问成果既有中日维护共同安全的“海空联络机制”, 也有着眼未来、开辟第三方市场的“官民协作委员会”, 以及力促金融开放、共建金融安全体系的RQFII机制。同时, 在社会福祉、亲民惠民领域, 也积极互鉴, 取长补短, 达成了社保、养老等合作备忘录;在未来的技术领域, 双方描绘了包括技术合作、服务贸易等创新创业合作蓝图, 内容充实, 言之有物。

新时期中日关系回暖的历史意义
 

  一、中日关系回暖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日两国领导人早有修复相互关系的意愿及行动。回顾过去5年, 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多边场合频频接触, 正面会谈, 为中日关系预热。特别是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 中日达成发展两国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 为中日关系向好趋暖确立了指导方针。2015年, ***主席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 为扩大民间交往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G20杭州峰会成功召开, 中日高层接触频繁, 日本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积极负责任的大国行为开始理解。2017年, 安倍政府派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北京国际高峰论坛”, 表示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 对在第三方推进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和智能创新合作做出了正面表态。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及其相关纪念活动, 中日双方都积极安排, 中国领导人更是多次关心过问, 支持民间企业、智库及友好人士先行先试, 尝试民间起步、以经促政、扩大交流、务实合作的交往形式, 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奠定了民间和经贸基础。

  2017年是中日恢复邦交45周年, 中日民间交往次第增加, 中日关系渐趋转暖。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增幅扩大, 扮演了助力日本经济内需扩张的角色;同时, 两国民众商旅、游学、访学、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全面扩展。这为2018年春“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复会奠定了民意基础。中日抓住历史契机, 深化经贸合作, 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中日经济合作必将成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相互依存的产业分工体系、深化人文交流的关键形式和有生力量。

  二、中日关系回暖顺应新时代的需求

  世界形势风云变幻, 全球经济屡遭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阻击。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后, 各种政策多不确定:安倍依赖的日美同盟基轴外交不能落地;安倍匆忙建立的“日美经济对话”机制屡次不能切入正题;安倍倾尽外交资源力促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 被特朗普丢在地上, 使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历届政府苦心经营近20年的亚洲统合战略及其“东亚共同体”框架自行瓦解。而截至2016年, 安倍试图摆平日俄关系、了结北方领土问题, 但都毫无进展;安倍意图在美俄之间推进大国关系、围堵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

  痛定思痛, 安倍政府终于重新正视现实, 不得不看到中国在推进世界经济复苏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2017年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 且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一年一度的调查结果, 中国再次成为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企业的投资愿望以及海外投资选择, 推动日本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 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

  中日经贸合作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 两国经贸关系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 成为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 且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外资来源地。2017年, 中日经贸合作企稳回升, 双边贸易额达3, 000亿美元, 增幅超过10%;日本企业对华实际投资32亿美元, 同比增5.3%;中国企业对日投资2.5亿美元, 保持增长态势。截至2018年1月,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累计达5万余家, 总投资金额超过1, 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日本直接投资金额也达35亿美元。

  与此同时, 日本对亚洲整体的经贸往来活跃, 特别是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日本企业从中国和东盟国家获得的投资收益占其海外总收益的45%以上, 超过欧美, 这改变了长期以来“发达对发达”国家投资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亚洲成为日本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主战场。

  10年一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总有代表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技术, 及其主导产业和发展模式。在新全球化时代, 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堪称主导新未来的技术及其产业, 驱动着世界资本在全球流动, 世界经济的力量重新分布, 结构快速重组, 必将形成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经历了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日趋呈现“美欧亚三极体制”格局, 以及美元、欧元与“以人民币为代表的非美元”的“三极货币体制”雏形。这种“三极体制”既表明了中国的发展且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但同时也折射出世界经济正在酝酿新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中国以及亚洲国家尚未为此做好应对准备。这种新风险不仅包括汇率的不确定性, 也包括资金流向流量的不确定性, 更不能忽视的是, 随着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智能化、数字化与环保节能化等新技术涌现和新产业诞生,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多边体制及其规则体系相对滞后, 还不能有效地管理这种新趋势和新风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相关金融体系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也相对落后, 并没有准备好应对“三极货币体制”的制度。旧制度的滞后与新形式的逆全球化风险相叠加, 必将上升为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风险。中、日、韩及东盟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区域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这在客观上要求它们走到一起, 共同应对时代的变化。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在中日韩领导人会上主张的“中日韩+X”所反映的时代模式。

  三、中日关系回暖可以大有作为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 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达26万亿美元, 今后每年的资金需求将达1.7万亿美元, 而其中的一半将很难依靠政府融资解决。而亚洲基础设施不仅关乎亚洲国家共同的发展环境, 其战略通道、基础市场、基础产业、基本动能直接左右亚洲的产业分工体系,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这是亚洲繁荣与稳定的条件, 也是未来时代及其战略技术对亚洲发展的客观要求。安倍政府将“基础设施出口倍增计划”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中国也提出了更具长远性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世界经济实力第二、三位的亚洲近邻大国, 中日如何着眼亚洲的未来, 以亚洲发展为重展开合作, 关乎亚洲能否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及其风险。这是中日改善关系及中日韩领导人再聚首, 共商合作大计的时代背景。新起航的中日关系, 折射着世界经济的时代特征。

  2017年11月, ***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安倍晋三首相, 就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发展达成共识。***主席指出, 互利合作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 双方要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有利条件, 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这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值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历史新机遇, 丰富合作内涵, 扩大共同利益, 中日合作将大有作为。在战略上, 以“中国制造2025”为前瞻引领, 以“一带一路”为共同的地区发展空间和战略合作落脚点, 以亚洲产业升级为共同目标, 以互惠互利投资及自由公平贸易为承载, 推进中日产业企业全面合作, 努力在节能环保、物流、智能及金融服务、惠民厚生领域强化合作, 促进彼此的经济转段升级。中日合作必将成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相互依存的产业分工体系、深化人文交流的关键形式和有生力量。

作者单位:
原文出处:[1]刘军红.新全球化下的中日关系新起航[J].和平与发展,2018(03):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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