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日本的内外战略及日中关系趋势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日美关系; 印太战略; 美日同盟; 半岛形势;

　　一、亚太大变局中的日本

　　当前, 以朝鲜半岛局势转圜和中美大国博弈加剧为标志, 亚太地区格局正在酝酿深刻变化, 区域政治安全经济秩序面临重塑。日本作为区域传统大国, 在这一轮大变局中不甘充当配角, 但迄今其作为有限, 难掩战略焦虑。目前, 日本亚太战略面临多重挑战。
 

　　(一) 中美之间如何抉择。

　　随着中国加快崛起和影响不断外溢, 长期以来美日联手主导西太平洋政治经济安全格局的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为了维系既得利益, 不愿放弃“倚美制华”的既定战略, 但考虑到特朗普政权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 又不敢在美国身上“孤注一掷”, 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勾起日“伤心往事”, 联系到自身对美贸易现状, 不能不感到“唇亡齿寒”。中美贸易争端本质上是围绕未来国际秩序与规则的一场博弈。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如何做到左右逢源, 避免选边站队, 新时期日本外交面临重大战略抉择。

　　(二) 朝鲜半岛政策如何调整。

　　在此轮中美朝韩一系列双边互动中, 日本置身事外, 再遭“越顶外交”。日本对朝政策一贯坚持一揽子解决朝鲜核导与绑架日本人质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安倍的政治生涯发迹于“绑架”问题, 此次上台以来一直意欲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所建树, 但在对朝直接对话无望的情况下, 出于内外政治考量, 安倍政权对朝鲜核导开发高举“施压”大棒, 日朝关系久陷僵局。对于南北走向和解融合的朝鲜半岛, 日本内心并不乐见其成。一方面, 安倍政权借“朝鲜核导威胁”推进修宪强军的口实被釜底抽薪, 今后继续推动相关政治议程将失去不少“大义名分”;另一方面, 源于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 日本未来面对的半岛对手将更加棘手。就对朝而言, 如何重启双边对话谈判, “绑架”问题能否“软着陆”, 历史旧账如何“清算”, 如何参与朝鲜弃核和改革开放进程, 已成为安倍政权面临的最紧迫外交课题。

　　(三) “大国战略”何去何从。

　　东北亚安全环境变化对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可能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半岛局势峰回路转, 今后推动朝鲜弃核进程中, 东北亚和平机制乃至亚太安全架构建设势必提上议程。在此过程中, 日本将扮演何种角色, 既考验其战略思维, 也会折射出日本未来发展走向。迄今, 日本拉紧对美军事同盟、强化“自主防卫”的军事部署, 虽有防范朝鲜核导威胁的现实需要, 但实际上主要针对中国。如果朝鲜走上弃核之路, 安倍将难以再借“朝鲜核导威胁”服务修宪强军需要, 再提所谓“外部威胁”, 其矛头只能对准中国。如果“中国军事威胁论”从含糊其辞走向摊牌, 势必对改善中的对华关系带来冲击, 安倍政权对此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 如果外部安全环境趋缓, 不仅会影响安倍推进修宪强军等一系列国内议程, 进而可能对日本国内近年来持续发展的保守右倾化思潮形成牵制。自民党一党独大、保守势力主导政坛的格局也可能逐步出现变化, 政治钟摆有望迎来一定回摆。

　　二、新形势下日本的内外战略选择

　　日本国力相对下滑, 但大国雄心未泯。安倍晋三作为冷战结束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 执政5年多来, 打着重新打造“强大日本”的旗号, 一手推进以修宪强军为目标的“国家正常化”进程, 不断取得新突破;一手推进“安倍经济学”, 推动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复苏, 多数经济指标趋于好转。

　　安倍实现长期执政, 不仅得益于在野势力一盘散沙, 自民党内缺乏众望所归的挑战者, 更主要还是源于其内外政策务实有效, 执政表现得到广泛认可。作为右翼保守政治家, 安倍在践行其一贯政治理念的同时, 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中央集权, 大胆推行以实用主义为指向的内外政策, 打破了传统官僚决策体系的僵化低效, 树立了敢做敢为的强势领导人形象。

　　2017年以来, “森友学园”丑闻持续发酵, 安倍政治形象和声望受到一定打击, 支持率逐渐走低, 民众对安倍政权开始出现“审美疲劳”。但在当前日国内政治现实中, 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难以动摇, 安倍执政前途尚未受到致命影响。如不发生特殊变故, 安倍有望顺利赢得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 谋求继续执政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 乃至更久。

　　近年来, 保守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蔓延, 保守政党长期主导政坛, 折射出的是日本暮气沉沉的社会现实。“安倍经济学”推动日本经济实现战后第二长的景气期, 而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过1.2%。安倍在年初的施政演说中坦言, 日本面临少子老龄化的“国难”。对内, 空前严峻的低出生率和老龄化严重制约了日本社会的活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长期量化宽松带来巨额政府债务和财赤负担。对外, 则面临欧美和新兴大国的挤压和竞争压力。长期看, 日本国力相对下滑的大趋势难以逆转。安倍充满进取的内外战略, 掩盖的是以攻为守的无奈。

　　同时也要看到, 日本综合国力、软硬实力依然雄厚, 在国际舞台和治理体系中仍拥有很大影响力和话语权, 是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不可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 日本精英阶层危机意识浓重, 不甘国运就此走向衰弱。而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产业和科技底蕴的国家, 日本依然不乏维持大国地位的基础和条件。

　　日本未来发展走向将主要取决于国内深层次矛盾问题的处理, 今后内外战略将主要围绕“重振经济和社会活力”、“维系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两大目标展开。

　　(一) 政治安全上, 稳步推进“国家正常化”进程, 谋求实现“自主防卫”。

　　这是战后日本保守势力孜孜以求的国家目标, 也是安倍一贯的政治抱负。安倍将首相任内实现修宪为目标, 但这一政治课题在日本国内依然充满争议, 左右阵营尖锐对立。民调显示, 尽管多数民众对于修宪的大方向予以认可, 围绕如何修宪却存在严重分歧, 焦点还是在事关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的宪法第二条上, 短期内难以形成社会共识。在支持率走低的背景下, 安倍难以贸然推进相关议程, 一旦处理不当, 可能危及其政治生命, 未来只能稳扎稳打, 谋求小步推进, 积少成多。

　　军事安全方面, 日不愿长期依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 谋求实现“自主防卫”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面对中国军力快速发展和制海能力的提升, 日本视中国为“潜在军事威胁”, 担心被中国“夺走”钓鱼岛成为统治阶层挥之不去的“梦魇”, 未来不会放松对华军事防范, 将继续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同时, 由于财政捉襟见肘, 日本社会反战和平思潮根深蒂固, 安倍政权难以在扩大军备的道路上走远, 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有限作为。

　　(二) 经济上竭力延续复苏势头, 维持“经济强国”地位。

　　由于少子老龄化、债务高企等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 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 安倍政权已将量化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用至极限, 未来政策空间极为有限, 对内只能寄希望于提高消费税率、削减财政赤字, 通过改善就业、育儿和教育环境以鼓励生育, 刺激内需, 并且对外开放就业市场以弥补日益短缺的劳动力。随着大企业丑闻频发, 日本制造业神话褪色, 传统优势领域面临中韩等有力挑战, 而在以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又逐渐落后于中美, 将促使日本痛定思痛, 加大产业扶持和新经济的投入力度。近年来, 日本受益于快速增长的海外游客, 还将继续大力推进“观光立国”和“地方振兴”战略, 着眼2020年东京奥运会, 吸引更多海外游客, 提振国内消费。总的政策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 维持内外需求增长和产业竞争优势, 争取早日实现2%的通胀目标, 推动经济进入自律增长轨道。

　　(三) 外交上维持进取态势, 谋求重点突破。

　　执政以来, 安倍打着“俯瞰地球仪”的“战略性外交”旗号, 频繁出访, 四处兜售“积极和平主义”, 推动经贸合作, 进取势头十足。但热闹的表象掩盖不住日本外交的突出短板, 即始终未能处理好同中、朝、韩、俄等主要邻国的关系。安倍外交要打开局面, 根本上还是要立足亚太, 着力改善同周边邻国的关系。当前, 安倍丑闻缠身、支持率走低, 更需要通过上述外交运筹来彰显政绩, 转移民众视线, 提振民意支持。

　　与此同时, 基于安倍政权的保守主义本质, 日本外交不会放弃“日美同盟”基轴, 将继续配合美国在全球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 加大对“印太战略”的投入, 平抑中国影响。其根本目的还是要维系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地区秩序, 维护日本在全球和地区的既得利益。

　　值得关注的是, 如何打开对朝关系局面, 是安倍外交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日朝关系的症结在于“绑架”问题。多年来, 这一问题不断发酵, 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社会舆论, 民众期待颇高, 而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会有落差, 高高举起, 能否轻轻放下,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朝关系前景, 甚至关乎安倍政权的前途命运。

　　三、中日关系走向及思考

　　中日关系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跌入谷底以来, 经过5年的艰难“磨底”, 去年以来出现加速回暖势头。这主要得益于三方面背景:一是高层发挥引领作用, ***主席与安倍首相保持多边场合接触会晤, 李克强总理作为中国总理时隔8年访日取得圆满成功;二是双方有效管控矛盾分歧, 在钓鱼岛、历史等问题上斗而不破, 严重干扰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逐渐降温;三是双边人员往来规模迅速扩大, 2017年迈入“千万人大交流时代”, 为两国关系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

　　中日关系中, 历史感情纠葛、领土海洋争端、现实利益摩擦等相互交织, 十分脆弱敏感。从大的历史跨度看, 两国关系的演变最终取决于国力对比。此轮中日关系恶化始于2010年中日经济总量发生逆转的背景下, 改善于2015年中国GDP达到日本2倍之后, 目前中国GDP已相当于日本的2.5倍。在中国对日实现赶超的过程中, 日本社会民众从内心失衡、抗拒到不得不正视和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 正在经历艰难的心态调整。

　　与此同时,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对日本实现赶超, 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质量同日本依然有不小差距。这也决定了日本精英阶层还未能心悦诚服地认可中国发展, 难以从对华优越感中摆脱出来, 体现在对华认知上依然极为纠结:一方面对华戒心重重, 充满防范和抗衡意识;同时, 又不想错失中国发展机遇, 始终摇摆于“威胁论”和“机遇论”之间。

　　在当前全球和地区的大变局中, 日本深知对华关系事关自身长久国运, 如何与快速崛起的巨大邻国打交道, 是日本统治集团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双方围绕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的矛盾具有长期复杂性, 以及东亚的地缘政治现实, 都决定了短期内日本不会放弃“合作与牵制”两手并重的对华政策基本取向, 双边关系改善发展进程难以一蹴而就, 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从长远看, 稳定中日关系大局, 推动日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有益无害的作用, 符合中国根本利益。在当前亚太形势酝酿重大变化的过程中, 为主动引领塑造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 日本是中国需要重点争取和合作的对象。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而言, 双方需要抓住两国关系改善势头, 下大力气化解制约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 关键是要破解四大难题:“安全困境”“互信赤字”“感情隔阂”“合作瓶颈”。

　　(一) 管控矛盾分歧, 力避战略误判, 走出“安全困境”。

　　双方有必要认真回顾总结过去几年来两国关系的经验教训, 进一步强化管控历史、领土、台湾等问题的认知分歧和机制化建设, 从源头上防范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在此基础上, 双方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军事安全对话, 尤其是就各自发展战略和国防政策展开坦诚沟通, 明确发出“互不视对方为威胁”的政治信号。中方应主动面向日本社会各界加强政策宣介, 树立开放透明的中国形象, 不给日本在国际国内渲染“中国威胁”的口实。同时, 对于安倍政权推进修宪强军有关动向, 中国也宜客观理性看待, 将右翼保守势力过激言论与广大日本民众的正常诉求区分对待, 引导形成客观理性的涉日舆论, 避免制约对日政策的空间。

　　(二) 强化高层引领, 善加正面引导, 削减“互信赤字”。

　　回顾中日关系发展历程, 高层交往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近年来, 两国政治互信的严重缺失, 很大程度上源于高层沟通的不足。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日标志着中断多年的两国领导人互访重启, 对于双方重建政治互信、改善两国关系氛围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今后, 两国保持领导人定期会晤和互访, 也有利于抑制日本对华消极面, 促使日本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

　　(三) 扩大双边往来, 深化交流互鉴, 消融“感情隔阂”。

　　中国游客大举赴日旅游, 对于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改善舆论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双方交往不平衡的状况依然突出, 日本来华游客减少, 民众对华认知偏于负面, 跟不上中国的发展变化。中方需要加大投入, 多渠道促进日本社会对华认知的改观, 推动两国人员往来从浅尝辄止的旅游接触向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发展, 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四) 开辟新领域, 打造新增长点, 突破“合作瓶颈”。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中日间传统的垂直型产业分工模式逐渐难以为继, 日本制造业企业对华投资收缩, 导致两国经贸合作发展动力不足, 经济纽带减弱, 成为两国关系低迷的一个重要背景。新形势下, 两国经济中优势互补的领域依然很多, 在高端制造、节能环保、消费升级、健康医疗、养老护理等领域的合作依然大有可为。尤其是中方应抓住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的机遇, 推动两国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在第三方开展互利合作, 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