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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日关系的两个突出特点

来源:日本学刊 作者:武寅
发布于:2018-10-20 共8472字

  摘    要: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后, 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 双方进入战略博弈期。中日新型国家关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双边关系更为复杂, 有时甚至面临严峻的考验。二是双边关系一般不会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双方应严格恪守四个政治文件, 实现真正的平等互利双赢, 这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新型国家关系; 中日关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合作; 平等; 共赢;
 

新时代中日关系的两个突出特点
 

  Abstract: Since the signing of Sino-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forty years ago, there have been great changes in power configur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entered a new stage of strategic gaming. There are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 new patter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On one h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come even more complicated and sometimes even being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ll be not Beyond the bottom line of “fighting without breaking away with each other ”.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both China and Japan should strictly observe the principles of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and attempt to realize real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which is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new patter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78年8月, 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 又经过长达六年的努力, 克服了重重障碍, 才最终得以签订的一项重要条约, 条约的签订在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如今40年过去了, 条约的主旨和精神不但没有过时, 反而更加显现出生机与活力, 对当下乃至今后的中日关系发展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代意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旨是反对霸权主义, 条约中明确写道:“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 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1) 这里面含有两种指向, 一种是对缔约双方即中日两国, 一种是对中日之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但首先是第一种, 即中日两国的自我约束, 两国都必须承担不谋求地区霸权的义务, 并共同认识到这种承诺对于维护两国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 这份条约的签订, 既是对历史的总结, 也是对现实的警示, 更是对未来的承诺。

  也正因如此, 在条约签署后举行的各种外交活动中, 双方领导人多次表示要坚决履行条约的各项条款。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上致辞说:“以尊重条约的精神, 忠实地遵守该条约的各项条款, 来再次表明我们为巩固和发展日中两国永恒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的决心。”邓小平副总理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也表示:“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 要团结, 中日两国要和睦, 要合作, 这是10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中国政府愿和日本政府一道, 坚定不移地信守和履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规定。” (2)

  二、新时代中日关系面临的新变化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40年间, 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 使中日两国是否还愿意继续履行条约的宗旨和义务, 成为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谓新情况和新变化, 一是指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与双边关系格局同4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是指40年来中日关系的曲折动荡以及目前的实际状况, 同签约时的热烈友好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 国家综合实力迅速提高。199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中国的八倍, 到2006年缩小到仅为1.65倍, (3) 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已远远超过日本, 仅次于美国, 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不仅发展速度惊人, 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也令世人惊叹。在诸如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作为军事实力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第二艘航空母舰也是首艘国产航母已经完成海试。在外交领域, 中国提出的新理念及其实践, 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共识。从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和扩容, 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 从“亚投行”创建伊始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参与, 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被载入联合国文件, 等等, 都彰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 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所谓“中国要成为亚洲领袖”“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领袖”等议论也开始出现, 几乎与这些议论相伴而生的“中国威胁论”更是不绝于耳。显然,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也从来没有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对日本来说, 二战结束后, 国内就一直存在两种势力, 影响着日本的发展方向。一种是主张经济优先、和平发展的势力, 一种是主张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势力。由于第一种势力的主导作用, 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一路攀升。1975年11月, 日本参加了在法国朗布伊埃召开的主要发达国家领导人商讨国际经济政策的会议 (尔后该会议形成惯例, 演变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峰会) , 标志着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不容忽视。到20世纪80年代末, 日本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达到15%, (1)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也正是从80年代起, 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日本国内的第二种势力越来越不满足于日本只做单纯的经济大国, 他们以全面大国化为目标, 试图把日本打造成可以与美国、欧洲相匹敌的世界第三极。以这种势力为支撑的日本政府, 一边强化日美关系以增加自身的政治筹码, 一边积极开展全球性外交, 力图向所谓“国际国家”转变。

  1981年5月, 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和美国总统里根会谈之后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 第一次写明日美之间的关系是“同盟”关系。1986年5月, 日本在东京成功举办了西方国家首脑会议, 向世界彰显其作为亚洲唯一的西方发达国家成员的身份。

  冷战结束后, 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自诩为世界唯一的领导者, 极力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但是,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 以及文明多样性的日益凸显, 特别是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强大力量, 多边主义越来越成为世界潮流, 霸权主义则越来越不得人心。但是, 由于大国目标的膨胀和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 使日本加紧了跟随美国的步子, 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支柱。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日本既要出钱, 又要出兵。在此背景下, 日本欲出台《联合国和平合作法》, 但遭到在野党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成为废案。但不甘心于此的日本政府于第二年草拟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与诉诸武力等问题》的文件中, 着重揭示了“诉诸武力”与“使用武器”的区别, 认为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使用武器不等于诉诸武力, 与“和平宪法”并无冲突。1992年6月15日,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在社会党和社会民主联盟141名众议员全体缺席的情况下, 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 (简称“PKO法案”) , 为自卫队在境外执行联合国授权或主持的国际维和行动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不久, 日本派遣1200余名自卫队员参加柬埔寨维和行动。

  1996年4月, 日美首脑在东京举行会谈, 并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宣称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同盟”, 尔后开始修改两国于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和定位已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

  进入21世纪后, 日本政坛修改宪法、做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动向更加明显。日本政府还明确表示, 要对构建国际新秩序发挥主导作用。 (1) 为了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 日本出钱、出力、出人, 为参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提供后勤补给, 并参与战后重建等行动。

  2016年3月, 日本“新安保法”正式生效, 集体自卫权得以解禁, 自卫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 更主动地参与日本领土之外的军事活动。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强军措施, 包括自卫队建设、武器装备、组织机构建设乃至军费预算的增加等等,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日本的全面大国化举措, 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它的对华政策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从所谓价值观外交到俯瞰地球仪外交, 再到所谓“印太战略”, 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中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图。对于中国的崛起, 日本表现出很强的戒备心理, 认为中国崛起对日本国家安全和大国目标的实现构成了阻碍。在日本的年度《防卫白皮书》中, 越来越多地写入“中国威胁”的内容, 反复强调日本“安全环境日益严峻, 中国已成为最大威胁”。201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更是直接把中国定义为“紧张和威胁的来源”。 (1) 以“中国威胁论”为前提的日本对华政策, 给中日关系带来的是巨大的负面影响, 成为造成中日关系动荡不稳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新时代中日关系的两个突出特点

  40年来中日关系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 在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形成了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动荡起伏, 一个是并没有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

  第一个特点集中表现为, 在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一系列涉及中日双方重大利益的问题上, 两国表现出严重的分歧甚至对立。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 两国关系随之跌入谷底。日本的军事冒险也开始步步升级。中国在钓鱼岛领海内的常规巡航被日本视为挑衅, 每一次例行的舰机巡航, 日本都要做出过激反应。中国出动一架飞机, 日本就要出动两架进行拦截。到后来觉得两架不够, 又增加到四架。自1958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开始执行此类任务以来, 首次采取这种态势, 双机跟踪, 双机监视, 使攻击性态势更显强硬,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与此同时, 日本还多次要求美国承诺《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 加大遏制中国的筹码。

  在东海局势持续紧张的同时, 日本又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联手参与所谓“南海仲裁案”, 企图借菲律宾之手打压中国。另外, 日本政要还频繁地访问东南亚有关国家, 主动为其提供物质和军备援助, 对这些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副作用。日本还与其他国家在中国周边频繁地进行各种联合军演, 如日美联合军演、日美韩联合军演、日美印联合军演等。日本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 以及在军事领域咄咄逼人的态势, 使中国周边险象环生。中国为防不测, 不能不加大防卫力度, 而日本又以此为借口, 再次提升其军事动作的级别。如此轮番升级, 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大大推高了武力对抗的风险。

  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 双方并没有超出“斗而不破”的底线。这与第一个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使中日关系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难以预测的复杂状态。但也正是因为第二个特点的存在, 蕴藏着推动中日关系低谷转圜的内在条件与可能。形成第二个特点的根本原因是, 中日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都有清醒认识, 从而在处理自身利益与双边关系矛盾时, 不失理性和正面的选择。比如在双方军事动作轮番升级的领域, 为防不测, 两国一直在探讨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 以防止正面冲突的发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两国都在努力推动交流规模的扩大和交流质量的提升。

  日本在追求大国目标与处理对华关系的过程中, 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矛盾心理。它既不愿意放弃前者, 也不愿意搞坏后者, 因为知道搞坏后者对自身并没有好处。正如当年田中角荣审时度势, 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的外交课题时, 谈到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 他说:“对日本来说, 过去一百年的政治总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 中国问题常常是日本政治的基点, 日本政治撇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1) 正是因为中国对日本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加上两国之间战略互信的严重缺失, 以及双方国家目标与发展预期的相互交叉与碰撞, 诸种因素相互叠加, 使得日本在处理中国崛起与日本发展的关系时, 倍感纠结, 顾此失彼, 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其表现在外交领域, 往往是同一个内阁, 或同一位政要, 或就同一个事件, 却出现了前后矛盾、心口不一、是非莫辨的现象。有些人一方面在正式场合一再表态说, 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 而是机遇, 要以双赢的思想发展日中合作 (2) ;另一方面又支持把“中国威胁论”写进官方文件, 作为对华外交的指导思想。有些人一方面力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积极创造机会实现首脑访华, 会晤中国领导人, 当面表示日本愿虚心对待历史, 对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今后愿继续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不会改变。 (3) 这些矛盾现象本身, 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底线意识的存在。特别是当自身利益与双边关系的矛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走不下去时, 底线意识会使双方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选择往往是转圜, 而不是破局。甚至在一些敏感问题的处理上也能够看到这一特点, 比如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每次日本政要的参拜都会引起中方强烈抗议和双边关系的恶化, 而每次恶化又在日方的努力挽回和获得中方的呼应下得以缓和。2001年担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 上台后表示要去靖国神社参拜, 中方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做工作加以劝阻也未能奏效。但是, 他在竞选期间几次公开允诺要在8月15日当天参拜, 后来顾虑中方的态度, 把参拜日期从敏感日提前了两天, 在参拜之后又主动向中国示好, 托人带他的亲笔信向中国领导人解释。一个多月后他又亲自访华, 下飞机后直奔卢沟桥, 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中国死难者献花圈, 表示要发展日中友好关系, 从而使紧张的两国关系得到缓解, 双方高层交往得以继续进行。之后是他再次参拜, 造成两国关系再次紧张, 日方又通过各种努力再次使中日关系得到缓解。直到2006年8月15日, 小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 进行了下台前的最后一次“双敏感参拜”, 即在敏感日期, 以敏感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他毫不掩饰地说:“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参拜, 中韩都会抗议, 干脆选择战败纪念日。” (1) 这种典型人物的近乎摊牌式的表白, 暴露了日本决策集团在处理自身利益与双边关系矛盾时, 乏有良策、疲于应对的纠结和矛盾心态。

  为了缓和因小泉的举动而再次紧张的双边关系, 继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就任伊始, 即小泉参拜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访问中国, 向中国领导人表示, 日中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 双方如何应对将决定今后百年日中关系的走向。日中双方应该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为此, 应使政治、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 把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 (2) 安倍的访华及其表态, 使持续紧张的中日关系再次得以缓解。

  这种由动荡起伏和斗而不破交织而成的中日关系, 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出一个事实:经过40年的发展变化, 在亚太地区, 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已经十分明显, 同时, 两国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也更为深刻。而从另一个方面也引发了一种思考, 即中日关系各种敏感问题的根本解决, 归根结底靠的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要构建起真正的战略互信。

  四、平等互利双赢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核心理念

  今天中日两国面临的局面, 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两国要继续践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宗旨, 履行《条约》义务, 就必须对《条约》的精神实质有更加深刻的领会, 并在此基础上, 找出一条符合时代特点和形势要求的、具体的实现路径。为此, 首先要做的, 就是摒弃零和思维, 因为这是与《条约》宗旨背道而驰的, 是滋生霸权主义的温床和土壤。其次, 作为具体的实现路径, 要真正去践行而不是只口头上提倡“平等相待”。这里所说的“平等相待”, 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 而是要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 其目标指向是要把零和式战略博弈转化为共处型战略平衡。“平等相待”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历史上, 凡是提出平等要求的, 往往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作为弱者很期待与强者平等, 但是强者一方往往并不买账。

  中日两国交往史上, 第一次以官方身份提出双方要平等相待的, 是日本遣隋使向中国皇帝递交的国书。国书中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样的表达方式, 表示了对朝贡外交的拒绝, 委婉地提出日中两国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两国之间应该不分高低, 平等相待。但是, 对这种提法, 中国皇帝并不认同。据史书记载, “帝览之不悦, 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 勿复以闻。” (1) 在隋炀帝眼里, 日本只是蛮夷之邦, 没有资格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那时的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 也是被日本尊为师长、不断派人来学习的地方。

  近代以来,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发展成东亚强国, 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国势日衰。这时的日本不再与中国讲平等, 而是开始用武力逼迫中国割地赔款, 签订不平等条约。它要以武力凌驾于中国之上, 做东洋霸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中国曾幻想自己作为战胜国, 与其他战胜国包括日本在内, 都应该是平等的, 所以提出要求收回被战败国德国霸占的山东领土。中国并不想掠夺他国, 只想收回属于自己的被占领土, 却未能如愿以偿。日本取代德国, 强行霸占了这些领土, 不但拒不还给中国, 而且还威胁利诱迫使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日本军国主义更是将战火烧到全中国, 在中国的国土上炮制傀儡政权, 实行“三光政策”, 进行人体实验, 制造屠城血案, 把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政策发展到极端。可见, 讲平等是需要条件的, 弱者是很难有资格讲平等的。

  可以说今天的中日两国, 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 都真正具备了平等的条件, 不但最有资格, 同时也最有必要、有责任讲平等。

  可以说, 平等相待、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核心理念;对《条约》宗旨的践行和发展;是作为东亚强国的中日双方不谋求地区霸权承诺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好的实现途径。

  事实上, 在《条约》的具体条款中, 对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已有明确的表述, 如《条约》第三条明确写道:“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 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 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1) 第一条第2款写道:“缔约双方确认, 在相互关系中, 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 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2) 但是, 在《条约》中, 这些条款只是作为条约正文一一并列, 并没有说明各项条款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

  今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重温《条约》的宗旨和精神, 认真领会它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可以体会到:“和平条款”与“反霸条款”之间是一种彼此呼应、互为条件的关系,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履行不谋求地区霸权的承诺, 就必须践行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只有平等相待, 和平共处, 摒弃零和思维, 不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争端, 才能真正做到减少误解、误判, 增进战略互信, 使双方各自的国家目标和发展预期从交叉碰撞转化为互利双赢, 使地区霸权主义没有藏身之处和落脚之地。

  当年, 邓小平副总理在条约批准互换仪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 维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要言必信、行必果。他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 现在不称霸, 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 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也决不称霸, 这是毛主席生前为我们规定的国策, 并已明确载入中国的宪法。” (3) 虽然时代在发展, 形势在变化, 但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清楚的。中国不仅有履约的义务, 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撑, 而且有法律制度的保证。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表现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中日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 别无选择。新的形势赋予了“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新的时代内涵, 让它超越了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的层次, 向着全方位性、战略性高度迈进。作为《条约》宗旨的时代表达, 不走霸权主义的道路, 绕开各种各样的“陷阱”, 探索一条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路, 这不仅是对中日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的贡献, 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 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的探索和贡献。中日两国只有真正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 相向而行, 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 才是对《条约》宗旨和义务的真诚履行, 才是真正对双方、对亚洲、对世界, 也是对历史、对现在和对未来的担当。

  注释:

  1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第228页。
  2 1978年3月, 日本外务省专门编写了题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经纬》的文件, 内称:“缔约可以使日中关系稳定……日中关系稳定对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都有好处。”参见冯瑞云等:《中日关系史》 (第三卷)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第347页。
  3 杨正光主编:《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 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3年, 第392页。
  4 唐家璇:《劲雨煦风》,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年, 第36页。
  5 五百旗头真主编:《新版战后日本外交史》, 吴万虹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 第179页。
  6 五百旗头真主编:《新版战后日本外交史》, 第203页。
  7 防卫省"平成28年版防卫白书"、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6/pdf/index.html[2018-03-10]。
  8 冯瑞云等:《中日关系史》 (第三卷) , 第314页。
  9 唐家璇:《劲雨煦风》, 第35、42页。
  10 同上书, 第46页。
  11 唐家璇:《劲雨煦风》, 第34页。
  12 同上书, 第45页。
  13 《隋书倭国传》, 《二十四史》 (第24卷) , 北京:中华书局, 1999年, 第1226页。
  14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 》, 第228页。
  15 同上。

作者单位:
原文出处:[1]武寅.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形成背景、基本特点与核心理念[J].日本学刊,2018(0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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