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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日外交的新理念与新路径

来源:贵州省党校学报 作者:金正昆,张方慧
发布于:2018-10-20 共11540字

  摘    要: 中日关系, 向来是中国所面对的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与周边关系之一, 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居于重要位置。面对中日关系的新问题、新挑战, ***同志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高度不断进行新思考, 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对日外交的新理念、新路径, 从而形成了***对日外交战略。它既是中国对日外交的总体安排, 也是指导方针。

  关键词: 中日关系; ***; 外交战略;
 

亚太大变局中日本的战略选择和中日关系走向
 

  Abstract: China-Japan relations have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ex bilateral and peripheral relations,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In the face of the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omrade Xi Jinping continued to carry out new thinking from the height of China's overall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and new ways of diplomacy towards Japan, thus forming Xi Jinping's diplomatic strategy to Japan. It is both the general arrange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Japan and guideline.

  Keywor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Xi Jinping; diplomatic strategy;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研判国际形势,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坚持全方位外交战略, 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中国外交事业不断深入发展。鉴于“中日关系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 不仅在亚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而且在国际格局中占有重要分量。”[1]2***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 不断推动中日关系在历史转型期中不断向前发展。本文以十八大以来***涉日重要论述为视角, 初步对***对日外交战略进行探析。

  一、中日关系新变化和中国对外战略新调整

  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回顾中日关系发展历程可以发现, 自1952年《旧金山和约》 (1) **“生效”至2012年, 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20年:1952年到1972年是中日关系由对抗到邦交正常化的第一个20年, 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仅限于民间交流和有限的经贸关系;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 中日关系经历了“甜蜜的”第二个20年, 友好与合作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从1992年到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 中日关系经历了合作与竞争的第三个20年, 这一时期日本右倾化趋势愈演愈烈, 中日冲突次数明显增加。从2012年至今, 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调整期, 两国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突出表现为中日实力逆转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以及新老问题错综交织。

  历史上, 中日实力对比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中强日弱”的格局。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确立了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中强日弱”的局面被打破, 中日关系首次进入了“中弱日强”的阶段。日本的民族自信心也随之迅速膨胀, “大和民族优越论”甚嚣尘上。虽然这种“荣光”和极端的民族优越感因二战的失败曾短暂消失, 但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 日本坚持重经济、轻装备的“吉田路线”, 经济迅速得到恢复, 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战后的快速复兴和强大的经济实力, 再次成为日本对华优越感的来源。然而, 这一优越感正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变得日益稀薄。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2010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日实力对比随之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两国实力对比逐步朝着“中强日弱”的历史常态回归。而问题的关键是, 日本国内决策层和主流意识尚无法接受“中强日弱”这一现实。中国的崛起反被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利用, 成为其推进大国战略的所谓“外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 日本遂紧随美国步伐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通过插手南海问题, 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 试图构建对华包围圈, 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中日之间存在的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也没有得到解决。

  总体而言, 2010年以后, 中日之间存在的历史、领土争端等老问题加剧了结构性矛盾, 而结构性矛盾又造成了一些新问题, 二者的相互叠加使中日关系陷入了冰点, 双方竞争与冲突的局面或将长期存在。可以说, 中日关系的主流已从友好向摩擦转变。

  在这种形势下, 随着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对日外交已被纳入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中。外交战略, 主要是指外交实体 (主要是主权国家) 在一定时期内所形成的有关外交活动的战略构想。具体地说, 它是指外交实体尤其是主权国家对其自身外交基本问题的宏观把握和据此所制定的自身进行外交活动的总体规划。回顾中国外交的风雨历程, 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 再到和平崛起, 中国的外交战略虽有变化, 但和平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执政以来, 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 不断开拓创新, 提出新的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主张与新理念, 从全局高度设计中国外交蓝图。较之以前“韬光养晦”的低调姿态, 中国外交的主旋律正在明显地向“奋发有为”转变。

  当代中国外交之所以趋向“奋发有为”, 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判断。[2]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和平发展, 积极参与、融入国际体系, 努力为国内建设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 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低调的和平发展模式。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特别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 中国所肩负的国际责任越来越重。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 而正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建设者和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世界需要倾听中国声音, 需要分享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同时, 中国也有实力、有能力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红利。***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3]60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提振世界经济发展、助力国际脱贫减贫进程、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增添全球发展新动力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 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 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由此可见, 他为当前中国外交指明了三个着力点, 即: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其中, 大国是关键。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积极推进同美国、俄罗斯、欧洲的协调与合作, 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周边是首要。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国内建设, 中国积极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 以义为先、义利兼顾, 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这三者相互配合, 相互补充, 统一于中国外交的伟大实践。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日本在中国对外关系全局中的定位已由“大国关系框架”的主体之一转变为为“周边国家”之一。2012年1月4日, 《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中美、中俄、中欧、中日……一年里, 中国同各大国关系稳步发展。”[4]这是日本最后一次以“大国”身份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 之后日本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国家之一。但是, 日本身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变得无足轻重, 而是与中国调整对外关系布局、重视周边外交有关。“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地位凸显, 在运筹俄美中大国关系的基础上, 及时调整战略重心, 将中国外交战略重心从欧美转向周边,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5]周边是首要, 日本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邻国, 更是“首要”中的“首要”。如何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 成为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对日外交的新理念

  构成外交战略基本内容之一的外交理念, 亦可称为外交的指导思想。严格地讲, 它主要指的是在对外交基本问题进行宏观把握基础上所形成的, 在某一外交实体中居于主导或支配地位的, 对其外交实践发挥着普遍意义上的指导作用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在一国外交中, 理念是其行动的先导和动力, 一国的外交理念决定了该国走什么样的对外发展道路。

  ***执政以来,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以理念的创新推动外交实践的发展。***提出的“合作共赢”、“亲、诚、惠、容”、“亚洲新安全观”等新理念, 在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 也深刻影响着当前和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着眼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考虑到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 “以史为鉴, 合作共赢”已成为当下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理念引领。

  “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 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 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 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6]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要求有关各方不能搞单边主义行动, 摒弃对抗思维, 在国际交往中应相互交流、坦诚对话, 加强合作、建立信任关系, 通过采取联合行动、相互配合等方式来实现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 从古至今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和交流。历史上的遣唐使、鉴真东渡都是中日友好的见证, 可以说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友好基础。当前, 改善中日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需要,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 改善中日关系, 需要两国合作共赢;只有中日合作共赢, 才能真正改善两国关系。

  一方面, 改善中日关系、实现合作共赢是打造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深刻认识世界发展形势、全球发展难题的基础上, 站在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 对于“世界该如何发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思考, 而打造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 发展繁荣之基。”[7]269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和亚太地缘政治结构持续调整的当下,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 周边外交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 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 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 “日本有着特殊的多重身份定位, 日本是朝着政治、军事大国迈进的准大国, 是与中国摩擦不断的周边邻国, 是美国携手遏制中国的关键盟国, 是与中国存在竞争的多边舞台参与国。”[8]***指出:“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四点原则共识, 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7]270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复杂性, 需要中国拿出更多的外交智慧, 如若真正实现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 将对于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 改善中日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对于维护两国安全乃至地区和平有着重要意义。中日两国共处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直接影响着两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东亚地区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 地区热点问题凸显。面对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 即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 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以对话合作促进地区安全, 致力于实现永久安全, 主张有关各方摒弃零和博弈思维, 从大局出发加强东亚地区安全架构。如何将亚洲新安全观落实到中日安全合作的具体实践中, 需要将亚洲新安全观的基本内涵与中日之间的具体问题相结合, 探求制度化合作途径。

  与此同时, 也必须看到中日两国之间既有广泛的合作基础, 也有历史问题的羁绊。近年来, 日本右翼分子不断否认铁证如山的侵华史实, 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误导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认知。因此, 合作共赢固然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 但以史为鉴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基础。正如***所言:“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 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 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 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9]换言之, 合作共赢必须建立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之上, 倘若基础不牢, 那么合作共赢就很可能走样或变形, 因此二者不可错位, 更不可倒置。

  如上所述, “以史为鉴, 合作共赢”, 是***所指出的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对日外交的新路径

  ***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方向, 既提出了中日友好合作的愿景, 也为中日关系划明了底线, 形成了新时期对日外交新路径, 即:在坚持睦邻友好的同时, 划出底线;在维护和平发展的同时, 表明立场;在坚持原则的同时, 重视合作。

  第一, 在坚持睦邻友好的同时, 划出底线。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三大障碍。近年来,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国内保守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这三大障碍呈现出交错重叠的复杂局面, 严重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其一, 在历史问题上, 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否认侵略历史,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也日益突出。特别是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次执政以来加快了摆脱战后体制的步伐, 在历史问题上屡开“倒车”, 不仅提出“侵略定义未定论”, 而且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在2013年12月悍然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安倍在战后70周年的谈话中大玩文字游戏, 对侵略行为遮遮掩掩, 毫无真诚反省之意。此外, 日本政府通过邀请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 进行所谓的“历史和解”, 企图向外界塑造日本也是二战“受害国”的形象。在“慰安妇”问题上, 动用国家资源阻止由中、韩等八个国家和地区民间团体联合申报的《“慰安妇”的声音》申遗。这表明日本政府既缺乏面对历史的勇气, 也缺少道歉反省的诚意。

  其二, 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20世纪70年代, 中国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 在钓鱼岛问题上采用了“搁置争议”的做法, 但近年来日本无视中日之间达成的原则共识, 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2010年, 日本海上保安厅非法“驱逐”在钓鱼岛海域执行正常捕鱼作业的中国渔船并扣留中方船长。2012年, 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右翼分子叫嚣“购买”钓鱼岛, 随后, 野田政府对钓鱼岛实施了所谓的“国有化”, 致使中日关系跌入历史冰点。

  其三, 在台湾问题上“蠢蠢欲动”。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安倍随即对其当选表示祝贺, 并声称“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2017年3月, 日本自民党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访问台湾,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同月, 安倍又发表“台湾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及利害关系的重要伙伴”的错误言论, 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

  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在此问题上采取挑衅行为。***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7]272

  针对日本的一系列错误言行, ***多次明确:中国必须坚持原则, 坚持底线思维, 并划定了中日关系“红线”。他指出:“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10]日本只有在历史问题上真诚反省, 切实承担起历史责任, 中日关系才能行稳致远。针对钓鱼岛问题, 2013年1月25日***在与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会谈时指出:“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日方应正视历史和现实, 以实际行动, 同中方共同努力, 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11]针对蔡英文上台后日台关系的提升倾向, ***在与日方领导人会面中多次阐明中方立场。2017年7月8日, ***在德国会见安倍时表示:“邦交正常化以来, 中日双方先后达成4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则共识, 就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问题确立了原则。在这些重大问题上, 不能打任何折扣, 更不能有一丝倒退。”[12]

  第二, 在维护和平发展的同时, 表明立场。***多次表明中国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坚定立场。***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 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10]2017年11月11日, 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 ***表示:“双方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 通过坚持不懈努力, 积累有利条件, 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 向好发展。”[13]

  ***认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中日关系的真正和解必然是两国民众的真诚认同。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 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意基础正在一点点被侵蚀, 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使日本青少年难以认清历史真相, 对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因此, 化解民众对立, 推动两国民众形成理性的相互认知至关重要。***高度重视对日民间外交, 注重发挥民间团体和友好人士的作用, 强化两国青年交流, 努力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社会和民意基础。

  其一, 正确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民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痛的记忆, 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 但铭记历史并不是延续仇恨, 更不是简单地把战争罪责推给广大的日本民众, 而是为了吸取教训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因此, 正确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民众, 团结广大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 在中日关系处于复杂调整期的今天显得格外重要。

  ***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 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 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14]“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为巩固殖民统治曾多次组织“日本开拓团”来华, 这些“开拓团”成员多为日本普通民众, 他们被军国主义分子鼓动甚至是强制带到中国, 致使很多民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这些日本民众沦落为“难民”, 同样也饱尝战争的苦难。当前, 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些矛盾主要也是由少数右翼分子挑起的, 绝大部分的日本民众依然希望中日友好, 越是在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越要团结日本普通民众, 厚植中日友好的民间基础。

  其二, 高度重视两国青年交流。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 中日友好的未来在青年, 两国青年肩负着传承中日世代友好的使命。青年人充满探索与发现的热情, 是中日两国社会最容易相互理解的群体, 对两国社会形成健康理性的相互认知负有重任。

  ***高度重视两国青年交流, 他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 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 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 在交流合作中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展友谊。”[15]2017年7月8日, ***在会见安倍时表示:“双方可以在文化、教育、媒体、地方、青少年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 夯实两国关系社会和民意基础。”[12]***的倡议得到了日本方面的积极回应。2017年8月29日,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中日大学生千人交流大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这次活动有助于让日方青年了解真实、多彩的中国, 形成自己的理性思考, 发出积极声音, 推动中日关系激浊扬清,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正能量。[16]

  此外, ***还在促进两国民间交流路径方面进行了探索。2017年11月11日, ***在会见安倍时再次表示:“双方应该继续在文化、媒体、青少年等领域加强交流, 利用两国相继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开展奥运合作, 增强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纽带。”[13]众所周知, 日本和中国将于2020年和2022年相继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 两国可以以此为契机, 开展体育合作, 进一步加深民间交流, 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第三,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 重视合作。在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基础上, ***重视加强同日本的交流与合作, 积极推进对日经济外交, 不断探索中日经贸合作的新领域、新途径, 努力夯实两国经济合作基础, 以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双方经贸关系上。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45年的发展历程, 经贸合作始终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 在双方政治关系遇冷之时, 经济合作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2010年钓鱼岛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国有化’事件曾导致中国部分民众抵制日货, 但双方依然长期存在经济双赢特质。”[8]中日经济相互依赖, 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并且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6年日本对华出口额达1138.9亿美元, 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7.7%, 自华进口额达1566.1亿美元, 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5.8%。[17]在中日领导人会晤中, ***一贯主张加强经贸合作, 以双方经济关系为抓手促进其他问题的解决, 特别是2014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回暖”迹象, 经贸合作成为中日双方领导人讨论的重点话题。

  2017年7月8日, ***在会见安倍时指出:“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助推器, 双方应该推进务实合作。”[12]随着中日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所强调的经贸合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领域的合作, 还包括在绿色发展、新能源开发、技术创新、智能化建设、跨国物流等新领域开展合作。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这为中日两国实现合作共赢开辟了新领域, 成为新形势下两国深化经贸合作的新抓手。

  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配套设施亚州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 日本方面最初反应冷淡甚至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 认为这是中国为建立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秩序、主导国际经济规则而采取的战略行动, 打破了日本在亚洲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 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在亚投行创立之初,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即表示, 亚投行在融资能力、审查制度、管理透明度方面存在不足, 日本不考虑加入。近年来, 随着亚投行的成功运营、“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 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2017年5月,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对亚投行作出积极表态, 认为中国主导创设亚投行, 亚洲内外许多国家参加是件好事, 将有力于亚洲基建事业。同年5月, 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出席“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在与其会谈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和‘试验田’。我们欢迎日方同中方探讨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开展合作。”[18]

  中日双方的良性互动和不断探索也促使安倍晋三对“一带一路”建设态度的转变。2017年6月5日安倍在东京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及“一带一路”, 他表示:“‘一带一路’, 是一个连接大洋东西两岸及其周边多元地区、极具潜力的构想”。[19]同年11月, ***在越南会见安倍时表示:“互利合作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新形势下, 双方应该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 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尽早落地。”[13]对此, 安倍表示愿同中国开展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覆盖范围广泛, 涵盖领域众多, 中日两国在资金技术领域优势互补, 完全有可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互利共赢, 共享发展成果。此外, 中日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在扎实推进。在政党合作方面,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会见日方代表时指出:“希望双方加强党际交往, 深化沟通合作, 为中日关系改善发挥引领作用。”在民间交流方面, 第十三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日两国各领域专家、学者就改善中日关系、深化中日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对日外交的新特点

  中日关系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复杂性, 对两国而言都是极为重要却又难以处理的双边关系。***对日外交战略兼具原则性和艺术性, 体现了一个大国政治家的战略决断, 更显示出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的开放、包容与自信, 呈现出刚柔并济、满怀自信、着眼大局三个特点。

  第一, 刚柔并济。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坚持原则, 坚守底线, 坚决回应日方挑衅行为。2013年7月中国海警船首次巡航钓鱼岛海域, 同年11月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以更好地维护海洋权益和领空安全。针对日本近年来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行为, 2014年中国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 *, 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纪念中华民族的苦难经历, 敦促日方正视历史。此外, 中国积极在国际层面发出中国声音, 理性传递历史。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由全体中国人民的记忆上升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 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罪行的嚣张气焰。同时, ***对日外交宽严有度, 当日方表现出改善中日关系意愿、释放积极信号时, ***不排斥、不拒绝, 以大国政治家的宽阔胸襟, 与日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第二, 满怀自信。***对日外交满怀自信, 更加积极主动, 在与日方领导人的一系列会晤中***总是一针见血的直面问题, 指出双方症结并“对症下药”。同时, 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问题上, 面对日本的不理解甚至是抵制行为, ***并不急于谋求对方认可, 而是以从容的心态积极谋划、扎实推进相关项目, 以“看得见、摸得着”现实利益来促使对方态度的转变, 显示出对日外交的自信。

  第三, 着眼大局。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地区大国, 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形势的发展, 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义务和责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历届领导人都秉持中日友好理念, 致力于实现中日世代友好。***对日外交始终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 审视、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和则两利, 斗则俱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两国关系起起伏伏, 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当前, 中日关系正处于复杂的调整期, 虽然各种矛盾相互交织, 但是双方管控危机的能力和合作意愿也在不断增强。随着两国各方面的交流逐渐增多, 两国关系近期出现了一定的改善迹象, 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双方高层交流频繁, 政治对话渠道畅通;经济上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推进, 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深;民间和社会交往频繁, 中日和平友好大会成功在北京举办, 中日友好的民间基础在逐步形成。中日关系虽然缓慢但切实地走在迈向改善的路上。

  然而, 中日关系的改善前提必须是日本拥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以及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日方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的任何倒退和挑衅行为都会引起中日关系的剧烈变动甚至向恶发展。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 双方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 牢牢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个大局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丰富其中的内涵, 进一步调整、维护、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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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杨达.中国全方位外交下的对日战略探析[J].日本学刊, 2016 (4) .
  [9]杜尚泽.***分别会见韩国总统、越南国家主席、文莱苏丹、马来西亚总理、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和日本首相[N].人民日报, 2014-11-11.
  [10]***.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9-04.
  [11]赵成.***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N].人民日报, 2013-01-26.
  [12]杜尚泽, 冯雪珺, 黄发红.***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N].人民日报, 2017-07-09.
  [13]杜尚泽, 俞懿春.***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N].人民日报, 2017-11-12.
  [14]***.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12-14.
  [15]***.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05-24.
  [16]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中日大学生千人交流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EB/OL]. (2017-08-29) [2017-12-0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29/c_1121565651.htm
  [17]商务部.2016年12月日本贸易简讯[EB/OL]. (2017-02-20) [2018-04-20].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fuwzn/ckqita/201702/20170202519088.shtml.
  [18]杜尚泽.***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N].人民日报, 2017-05-17.
  [19]首相官邸.第23回国际交流会议「アジアの未来」晩餐会安倍内阁総理大臣スピーチ[EB/OL]. (2017-06-05) [2017-12-07].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605speech.html.

  注释:

  1 1951年9月4日至8日, 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本媾和大会, 中国和印度支那三国未被邀请与会, 印度和缅甸拒绝参加, 因此出席会议的国家只有52个。与会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所以包括日本在内只有49个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该条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因中国被排斥在外, 故中国政府对此条约不予承认。
  2 2014年2月2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 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将12月2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作者单位:
原文出处:[1]金正昆,张方慧.中日关系演变与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04):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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